波动周期短期化和稳健货币政策回归.doc

波动周期短期化和稳健货币政策回归在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典型的“经济周期短期化、高频化”特征，XX年中国经济的波动依然可能延续这种波动短期化的特征。在XX年以应对危机为重点、XX年强调宏观政策逐步正常化退出之后，XX年宏观政策的重点日益转向保持一个趋势性的、正常的、接近潜在增长水平的、可持续的增长。 在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典型的“经济周期短期化、高频化”特征，仅仅在XX年的不同季度，中国经济就快速经历了一季度的偏热、二季度的显著回落、三季度的企稳、四季度的偏强的一轮短波动周期。在XX年四季度经济增长基本面偏强背景下，宏观政策决策在应对通胀压力时可能力度会更为坚决 XX年中国经济的波动依然可能延续这种波动短期化的特征，分季度来看，一季度乃至二季度的部分阶段在基数效应和政策调控下会呈现回落触底态势，随后在总体上升周期推动下，进入温和上升阶段。在XX年以应对危机为重点、XX年强调宏观政策逐步正常化退出之后，XX年宏观政策的重点日益转向保持一个趋势性的、正常的、接近潜在增长水平的、可持续的增长 美元走势在国际国内金融市场中依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直接影响到全球资金流向与利率汇率水平，也影响到资源价格以及中国的物价和汇率走势。在美元总体上呈现走弱态势下，需要警惕美国经济复苏可能带来的美元短期大幅波动和金融市场波动 实体经济在四季度偏强，为宏观政策出台较为严厉的抑制通胀的举措提供了基础 在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典型的“经济周期短期化、高频化”特征，仅仅在XX年的不同季度，中国经济就快速经历了一季度偏热、二季度显著回落、三季度企稳、四季度偏强的一轮短波动周期。在XX年四季度经济增长基本面偏强背景下，宏观政策决策在应对通胀压力时可能力度会更为坚决。四季度的偏强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PMI指标意外地从10月份的54.7上升到11月份的55.2，库存在经历了二季度的显著回落之后开始上升；8月份以来的M2增幅明显提升，工业企业利润也明显回升，等等。在物价上升压力推动下，偏强的基本面为宏观政策出台较为严厉的抑制通胀的举措提供了坚实基础 目前物价上升的压力主要来自食品价格，核心物价指数到目前为止还较为稳定，而粮食、猪肉与蔬菜三种供给弹性小、对劳动力依赖程度高的食品通常贡献了最大的波动份额 食品价格在CPI商品篮子中占据了1/3以上的权重，因此食品价格水平往往是影响全面通货膨胀率的关键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非食品价格，食品价格由于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高、生产周期较长，更容易受到自然因素的冲击，因此，其供给弹性较小，波动性更大，并成为带动CPI阶段性大起大落的主要来源 在过去的近10年中，中国分别在XX年、XX年和XX年出现了三次CPI的阶段性上涨趋势。从引发CPI冲高的事件性因素来观察，XX年CPI走高主要由短期内的粮价上涨所导致、XX年CPI走高主要由猪肉和蔬菜价格大幅上涨所导致，而XX年10月份CPI冲到高点则主要由蔬菜价格的明显上涨所触发 在XX年10月这三次CPI上涨中，食品价格同比涨幅均在10%以上，食品价格与CPI的弹性系数也远远大于1。那么，短期内在基本供给面没有发生太多变化的情况下，食品价格出现明显上涨，而且上涨幅度超过成本上涨所能解释的范围，一个潜在可能解释是出现了“预期效应”。即是说，在物价上涨的预期刺激之下，居民增大了购买量以补充库存，与此相反，粮农、菜农由于期待价格继续上涨，反而会将粮食等囤积起来，两方面综合起来，供求缺口短期内被人为拉大，物价上涨幅度将会加速 中国的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虽然存在长期的相关性，但短期内却存在某种程度的偏离或滞后，这意味着短期内由供求冲击所引发的局部通胀是否会演变成全面通胀主要取决于货币扩张最终能否转化为需求扩张，目前较早采取的紧缩措施，以及市场预期即将推出的政策调整，使得XX年出现全面过热的可能性显著降低 基于最简单的货币数量方程式MV=PY，一种广泛的共识是：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从中长期看，通货膨胀一定由货币过度扩张所引起，但反过来，短期内货币扩张未必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原因在于：货币供应量既有可能被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所吸收，也有可能被产能的扩张所吸收。这两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经济下行周期，而经济下行通常由总需求萎缩所引起。因此，如果总需求不足，货币供给无法形成现实的购买力，则通货膨胀难以起来。典型的案例是XX年中国经济复苏初期，由于总需求不足、产能过剩，超常规的货币扩张并未引发通货膨胀，实际XX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为负 M2同比增速与通货膨胀出现背离的原因在于：在不少时期，M2并不能反应与实体经济活动相关的交易性货币需求。在现有的统计口径中，M1对经济活动和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