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传统形成和社会改造.docVIP

精神传统形成和社会改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四大精神”这样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土壤是我们现在所特别需要的 共产党群体精神传统的形成 群体精神是群体在特定时空中所形成的理念、态度、心理、价值取向等意识和道德情操的综合状态。特定的群体精神一旦成为社会精神的主流并代代相传，便会演变为社会的一种作风、风尚、习俗和传统。任何精神传统都形成于群体之中，并通过群体中诸个体成员的精神面貌表现 在这里，群体的精神面貌与个体成员的精神面貌的影响是互相的：一方面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对于个体来讲，群体的精神状况是先在的，从他进入这个群体之日起，他就处于它的包围之中，其理念、态度、心理、价值取向等意识和道德情操的形成过程，始终受到群体精神状况的影响 群体精神传统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当组织依据政党在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和文化生活中的角色、地位、任务和目标，预先提出一系列需要其内部成员遵守的规范，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时，它只能以强制的手段将它们贯彻下去，通过人们反复实践而修改它们，经过长期的熏陶灌输，监督和奖惩，使之渗透到个体成员的认识中，当群体的行为规范为诸多个体思维内化时，一种特有的理念、态度、心理、价值取向等意识和道德情操便在群体内形成，由此带来整个群体特有的精神风貌 中国共产党人群体精神传统的形成便是这样。它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为其价值目标，以为人民服务为其核心内容，以实事求是为其思维方式。历史上的“四大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展现的内涵――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等，是其精神传统形成的显著标志。该精神传统的形成与产生的特定文化土壤的形成几乎是同步的。它们既是这一特定时期成千上万优秀共产党员精神的提炼，一经形成又使得置身于其中的个体成员的精神不可避免地带有它们的印记。正是当年革命领袖及其率领的红军将士，及根据地人民的崇高品质、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形成了共产党人群体特有的精神传统。正是井冈山、长征、延安和西柏坡等革命根据地特有的文化土壤，培育出中华民族的一代精英，使置身于其中的每一成员都带有了其精神特征 这样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土壤是我们现在所特别需要的 党政干部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及干部队伍在权力、地位、利益方面的变化，与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为： 实用主义态度滋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中，强调个人对于集体和国家的服从。这一主导观念形态在一段时期内曾经相当有效地维持住了原体制的正常运转和社会各阶层良好的精神面貌，使新中国得以度过建国初最艰难的日子，承受住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施加的重压，初步奠定了我国现代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基础。改革开放中，尤其是市场经济的确立，一些干部的“务实”意识增强，并很快地从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他们不再以理想化和教条化的说教来启发和宣传民众，也不再受空洞的理论所支配，而更为注重实际，任何理论或决策只要实用即可推行。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但也带来了某种负面的结果：理想的缺失导致的是本位主义和短期行为 双重人格加深。我国原有主导观念形态与原体制的矛盾造成的重要负面后果之一是，在干部队伍中形成双重人格，即尽可能地在人前表现自己对党的事业或领袖无私的忠诚，竭力遮盖、掩藏个人动机，而在不同的场合或私下说着截然不同的话语，尤其是在面临选拔之时“唯上”、唱高调，迎合上级的需要。现在这种“两张皮”的情形变得更为严重，一些干部整天关心的不是怎样将本职工作做好，而是揣摩领导意图，研究“为官”、“升迁”之道，以迎合不同的需要。双重人格造成了干部队伍诚实信用和良知的失缺，阿谀奉承，投其所好。在一些地方说谎话、假话、大话、空话成风，且没有任何内疚或良心谴责 “圈子”意识严重。长期以来干部任用上的任命制和委派制，与伦理社会重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特点的融合，滋生了干部队伍内部亚群体的存在。或多或少的“山头”、“派系”等“圈子”现象的存在，早已成为公开秘密。与某个“圈子”的亲疏成为一个干部能否得到使用或升迁的关键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曾对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之类的小团体主义作过严厉的批评，邓小平在揭示原体制弊病时也曾指出这类“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现象的恶果。但是这些年来干部用人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干部队伍中裙带关系、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的做法，及“圈子”意识有增无减。这也是“带病提拔”、“群蛀”、上级为下级提拔或牟利 、“保驾护航”现象频频出现，以及“平庸者上”选拔机制形成的重要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