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謇君主立宪思想和实践.doc

论张謇君主立宪思想和实践[摘要]张謇，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XX年来学术界对他的经济思想及其实业活动、文化教育思想及其实践都有一定深度的研究，然而对他的君主立宪思想及其实践却注意不够，尚未见专文论之，本文试图对张謇在清末民初的君主立宪思想及其实践加以剖析，以求于方家 一 1894年荣中状元的张謇完全可以有由翰林到大学士的坦途进入国家权力中枢，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他却选择了回乡办厂――这条几千年来不为国人所重视且布满荆棘的道路。他想以成功、强大的实业来挽救中国，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新的事业。然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炮火却打乱了他平稳的步伐，他不得不去思考怎样为创办实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怎样才能真正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当时的清政府出于对皇权危机的恐惧，于1901年1月29日颁布新政谕旨，试图以传统政治权威合法性为基础，进行自上而下的政策创新来巩固大清政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謇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了一个堪称全面改革社会的《变法平议》 在酝酿《变法平议》的过程中，他曾多次与江南名士及好友何嗣锟等商议，吸收了不少他们的建议，尤其何嗣锟，“始作《变法平议》，以六部为次，循梅生(何嗣锟)乡校丛议例，申其意也”。可见，《变法平议》在当时代表着一部分温和变革者的心声。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变革。他认为“法久必弊，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不变而变者亡其精，变而变者去其腐”，但又不是盲目的一哄而上，不能像戊戌变法那样“有诟骂而无商量，有意气而无条理”，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反复斟酌，认真考量，分轻重缓急，有步骤有秩序地加以实施，“意行百里而阻于五十，何如行二三十里者之不至于阻而犹可达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的变法内容涉及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类共四十二项，大部分内容都是张謇根据历史经验而对中国现实思考的结果，基本上集中于“变事”的范畴。而他提出的“置议政院”和“府县会”两项内容，虽然他规定议政院应由京外四五大臣作领导，自行选举议员，其工作是“采辑古今中外政治法之切于济变者，厘定章程，分别付行法，司法之官次第举行，随时斟酌损益，不必专程督促，复蹈操切之辙”，却把它办成了形同僚属的咨询机构，与西方政体中议会相去甚远，但它已温和地触及了政体改革的问题。就张謇而言，这标志着君主立宪思想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初见端倪 二 清政府“新政”以后，国内许多访问考察团体频频光顾日本，留日青年学生也明显增多，张謇也同其他国人一样，一方面痛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又不断研究探索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903年正月，日本驻江宁领事通过徐乃昌邀请江南名流参加日本第五次国内权业博览会，张謇欣然应允。大约七十天的考察，张謇亲眼目睹了君主立宪政治给日本带来的诸多裨益，使他确立了“万事法为上”的观念。他在日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则将举一事，先自纠缠于防弊。不知虫生于木，弊端生于法。天下无无虫之木，亦无无弊之法，见有虫则去之，见有弊则易之。为木计，为法计，虽圣人不过如此。”“东西各国办事人并非另一种血肉特造，止法度大段平划一，立法行法司法人同在法度之内，虽事有小弊，不足害法。”这足以说明张謇已经认识到了以法治国、认法不认人的重要性，而这些正是立宪政治的本质特征。1904年，张謇从《中外日报》上得知日俄开战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全国略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则倍之矣。一则致力于实业教育三十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执，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通过张謇对日中的比较，可以看出他已经认识到了政治制度优劣对国家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对清政府腐朽无能不思进取的憎恶和对日本君主立宪政治的羡慕 此后到1911年间，他奔波于全国各地积极宣传君主立宪思想，投身于立宪运动，并成为著名首领。从他这一时期的书信、奏稿、请愿书及书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君主立宪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采取何种模式的问题上，张謇倾向于采取英国模式。君主立宪制在世界范围内以英国模式和德日模式为范本。英国是一种“协定立宪政体”，它是英国社会内部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和国君为代表的旧贵族相互妥协、势力均衡所形成的历史结果，立宪政府是有限政府；而德日却是“钦定立宪政体”，立宪只作为一种现代形式的政治符号，并不具有真正限制君权的实际意义，并不妨碍权力的集中运作。虽然张謇多次说过“中日较近，宜法日”，这是因为当时立宪派包括张謇在内都认为中日相邻，国情亦相近，应该学习立宪成功的日本，但如果我们对他的著作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还是偏向于更加强调民权的英国宪政模式。他说：“要之立宪之始有事在，不立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