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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韬舆论意识形成和外交舆论观摘要　王韬是近代中国出色的舆论宣传家。他的舆论意识以其个性为内因，因所处环境的变化逐渐从传统舆论意识转变为近代舆论意识。流亡香港前属于传统舆论意识阶段，主要是以上书等方式寻求依附于人的仕途功名；流亡香港特别是游历欧洲之后转变为近代舆论意识，开始通过创办报刊独立地宣传近代思想。王韬舆论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重视外交舆论，主张以诚正和道德为基础，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中西舆论的不对称状态，形成有利于本国的外交舆论氛围。王韬的舆论意识具有典型的意义。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反映，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转型 关键词　个性；舆论意识；外交舆论；社会转型 王韬是近代中国出色的舆论宣传家。他虽出身比较低微，只是一名秀才，但注意运用舆论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和社会地位，最终以创办《循环日报》成为著名的宣传家和思想家。在以往研究中，学术界主要围绕《循环日报》分析王韬的舆论思想。本文试以王韬舆论意识的形成和外交舆论观为中心，进一步探讨他这种极具近代色彩的观念 一、从传统舆论意识到近代舆论意识 王韬舆论意识的形成以其个性为内因，因其所处环境的变化逐渐从传统舆论意识转变为近代舆论意识 王韬个性中有两点对其一生有重要影响，也是他舆论意识形成的主要内在原因：一是豪放狂傲，喜欢议论；一是对科举有抵触心理却又有极强的人世意愿。《锼园老民自传》特别强调：“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王韬自称“不喜帖括”基本符合事实，但并非“不乐仕进”。相反，他通过各种方式表现自己，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在墨海书馆时期，无论是书馆同仁还是上海名流硕彦，或“皆与老民为莫逆交”，或“老民俱与之修士相见礼，投缟赠坌。无不以国士目之”；“每酒酣耳热，抵掌雄谈，往往声震四壁，或慷慨激昂，泣数行下，不知者笑为狂，生弗顾也。”王韬的这种个性贯穿其一生，不仅在国内如此，即使抵达欧洲或日本，其个性依然故我。不过，随着他所处环境的变化和对西方了解的深入，更增添了一份忧国忧民之思，正如在伦敦自题肖像时所称：“尚戴头颅思报国，犹馀肝胆肯输人?”可以说，豪放并自视甚高是王韬的鲜明个性，这使他既不愿皓首穷经以应科举，又不愿默默无闻了此一生。这些都注定王韬要走一条比较特殊的道路实现功成名就的愿望 王韬的舆论意识大致以他流亡香港为分野形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属于传统舆论意识，后期逐渐形成近代舆论意识，即从以书信、上书为主要舆论手段转变为创办报纸，从主要关心自身荣辱到将自身的荣辱与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从获取依附于别人的仕途功名到独立地宣传近代思想作为人生的目标 在墨海书馆时期，王韬的舆论意识主要是通过上书等方式为自己谋求功名。王韬人生的转折点是他进入传教士所创办的墨海书馆。墨海书馆的13年生涯为他以后的成功积累了必要的西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成为传教士翻译事业的合作者，受到传教士的青睐和保护。但墨海书馆的长期生活并未使王韬的人生目标发生大的变化，起码从表面而言是如此，他仍极力追求传统的功名利禄，并对外尽力解释他与传教士及其教会的距离。“托迹侏离，薰莸殊臭。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支离曲学，非特履瓿蝴窗，直可投诸溷厕。”这封信写于1859年1月，虽然这样的偏激言论并不完全可信，但也基本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即一方面满足于逍遥放纵的生活，另一方面却亟思摆脱。“堕地以来，寒暑三十易。精神渐耗，志气渐颓，而学问无所成，事业无所就。天踏地于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思之可为一大哭。”正如柯文所言：“王韬留居沪上前10年左右所写的作品，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当然也没有他认为西方是主要挑战者的暗示。” 士人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为至高荣耀，王韬心里对此也难以释怀。1858年底他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一个美梦：“梦予前生系姓贾，亦士人，筑屋西冷桥畔。……贾受钱而寤，旋应省试获第。”虽然考中举人只是他的一个美梦，但豪放的个性、恃才傲物的心理以及对处境的不满，确实激发了他改变现状的决心。他积极结交上海的各色人物，特别是以毛遂自荐方式不断向各级官员陈言和上书，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在上海期间，王韬究竟有多少陈言和上书，很难有确切的统计，因为有一些口头的陈言和遗失的文献。《园尺牍》是王韬1876年自己编排出版的书信集，但收录不全，他日记中保存的一些书信便未收录进去。不过，根据《园尺牍》仍能大致了解王韬的交游概况，包括他陈言和上书的情况。《园尺牍》自卷二开始是他进入墨海书馆后的书信，其中1858年以前主要是与亲友的通信。从卷三开始到上书太平天国遭通缉，陈言和上书共有10封，占这一时期书信总数的1／4强。若再加上他写给应雨耕、周腾虎这种既在官场又是朋友的书信，这一比例则接近2／5。实际上，王韬这种性质的书信远不止此，《园尺牍》收录了4封王韬致江苏巡抚徐有壬的信，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