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尽风霜君已残――曹禺之憾.docVIP

阅尽风霜君已残――曹禺之憾1978年11月，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问世之际，茅盾曾书赠七绝一首： 当年海上惊雷雨，雾散云开明朗天 阅尽风霜君更健，昭君今继越王篇 诗后有跋语云：“三十年代末我在上海初见雷雨演出当时震惊剧坛。”“三十年代末”之“末”可能是笔误，盖当时茅盾在香港、新疆等地，但《雷雨》演出“震惊剧坛”确是实情。“雾散云开”是否喻指《日出》（这是继《雷雨》之后的另一部名作），不好断言，为“明朗天”作铺垫则用意显然――《明朗的天》是曹禺1949年之后的第一部作品。“越王篇”即1960年与梅阡等人合作的历史剧《胆剑篇》，取材于“卧薪尝胆”的历史典故，以“越王篇”代指，为的是合乎绝句的平仄。“阅尽风霜君更健”，看来是对《王昭君》的赞赏。茅盾的勖勉除了应景成分，恐怕多少也是这位政治意识强烈的文学家美学情趣的流露 《雷雨》、《日出》为五四新文学的瑰宝，世有定评，曹禺1949年之后的作品却难以恭维。曹禺在谈到《雷雨》、《北京人》的创作体会时有过这样一番话： 写东西如果先有主题，然后搜集材料再写下去，在我来说是很费劲的。我已经试过几次，结果都失败了。我想写作要有对生活的真实感受，逼得你非写不可，不吐不快，然后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浑然一体的 并非巧合的是，《明朗的天》等三部作品都是“先有主题”的奉命之作（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遵命文学”）。作者在完成《王昭君》的创作之后，写过一篇《昭君自有千秋在――我为什么写〈王昭君〉》，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是敬爱的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 记得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一个下午，在政协礼堂，总理和我们一起谈话。内蒙的一位领导同志向周总理反映，在内蒙地区，在钢城包头，蒙族的男同志要找汉族对象有些困难，因为汉族姑娘一般不愿意嫁给蒙族的小伙子。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王昭君是这样做的！接着，总理对我说：“曹禺，你就写王昭君吧！”总理还提议大家举杯，预祝《王昭君》早日写成 1979年，《王昭君》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笔者记得，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观看演出后说过这样一句话：《王昭君》里没有王昭君。当然这也许是一家之言，但在经过了40年的时间积淀之后，《王昭君》早已被世人淡忘，却是不争的事实。《王昭君》出于周恩来的托付，辗转多年才勉力写成，致使这位经纬万端的政治家生前未及看到该剧的问世和演出，自然也就无缘发表观感。在笔者的记忆中，曹禺大概是周恩来1949年之后最为关注的剧作家之一，这既基于早年艺术实践形成的情趣，又植根于1949年之前在重庆的交往 1962年，在3月上旬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前不到半个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文艺座谈会，谈话中多处论及曹禺，高度评价他1949年之前的作品： 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之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让他去说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 周恩来也只有在相对宽松的1960年代初，才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对历史的评价往往是指导现实的需要： 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来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很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写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不久后写的，写在1953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的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比较而言，周恩来对《胆剑篇》和《明朗的天》这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