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诞生过程.docVIP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诞生过程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处在历史的关键时期。何去何从，是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是因循守旧，照抄照搬原有的条条框框呢，还是实事求是，研究新问题，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这使人们陷入深深的思索中，理论界自然首当其冲 1978年，43岁的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经反复思考．毅然提笔撰写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的大讨论，从而为否定“两个凡是”，深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吹响了新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号角 主意已定冒险撰文 作为南京大学哲学论坛上的一名中年教师和理论工作者，“文革”期间胡福明深受其害，对“四人帮”的危害体察尤深。1976年冬，在南京大学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作了首席发言；稍后，在江苏省委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上，他又是第一个发言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及《红旗》杂志连袂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二七社论”。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说法，当即引起胡福明的深深思考：“两个凡是”对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予以维护，如果贯彻执行，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均成为不可能的事，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将不能平反，受害者永无昭雪之日。这些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无法接受的 1977年三四月间，胡福明萌生了通过写文章站出来“说话”的念头。他开始酝酿构思，撰文批判“两个凡是”，但转念间他又犹豫起来。因为自“文革”以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及《红旗》杂志)的社论一直是代表党中央的，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图总是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来传达的。假设要对两报一刊的社论进行批判，岂不等于反党反中央吗?这个罪名何其之大!再则，“两个凡是”是擎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出台的，要批判“两个凡是”，不等于否定毛泽东思想吗?仔细想来，一旦文章发出去，说不定会横祸飞来，面临坐牢的危险 胡福明陷入深深的焦虑与矛盾之中，但他最终还是战胜了自己。他想，不管怎么说，自己身为一名理论工作者，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大是大非面前怎能逃避呢?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打定主意，要将文章写出来，但决计不与家人透露，不跟家人商量，否则一朝事发，家人必受牵连 1977年5月，胡福明撰文的决心下定，动笔之前，一位老同志匆匆跑来，以关切的口气提醒他说：“福明呵。不要学三国时代的许褚赤膊上阵哟!”胡福明心领神会，要能够保护自己才能战斗呵。他思来想去，觉得文章不宜单刀直入公开对“两个凡是”宣战，只能给“两个凡是”另外找个靶子 众志成城宏文发表 关于文章的主题与标题，胡福明考虑再三，认为一定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切入正题，而抵制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神枪利剑”，自然首推“实事求是”这一立于不败之地的观点。但围绕这一命题的文章，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俯拾皆是，已不被人注意。文章需新颖独到，才能一叶惊秋，于是胡福明决定以“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论断，作为文章的基本主题，并以此作为文章的标题，树起旗帜 1977年9月，胡福明把完成的文稿寄到北京《光明日报》哲学版，报社哲学组组长王强华首先读到这篇文章 1978年1月，《光明日报》给胡福明寄来一份清样，并嘱其将文章再修改一下，务求严、谨，以防别人抓“小辫子”，改后即用。胡福明把改好的稿子寄回北京，报社改了清样又寄回来，再修改再寄，直到4月 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文稿清样，感慨地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太可惜了!”他提议作者再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性和针对性，并约请正在研讨同一课题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孙长江参与修改 凑巧的是，此时胡福明恰好进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一天晚上，王强华接胡福明到光明日报社杨西光的办公室。在座的有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孙长江等人，大家一起商讨稿子如何修改 这次讨论，对文章的要求有所更易，起初要求胡福明写得收敛一些，此次则要求战斗性更强一些，要针对现实而发。时任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主任的马沛文建议点名批判“两个凡是”，但胡福明没有接受。胡福明说：“我之所以批判天才论，批判句句是真理，就是为了暂时避开两个凡是，避开与两报一刊的社论公开对抗，但肯定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于是，大家对文章作了更进一步的修改。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等都亲自动笔修改。特别是孙长江，对行文改得细致妥贴，使文章的逻辑性更加严密 文章终于定稿，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后，杨西光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