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幕后故事.docVIP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幕后故事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了我的兴趣和注意……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 1978年5月，南京的天气有些闷热，南京大学哲学系楼前人影稀疏。胡福明和好友姚诚埋头走上楼前的台阶，两人都显得心事重重 姚诚对胡福明说：“你现在是过河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话语间不无悲壮之感。引发两人不安的是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胡福明正是该文的作者。“文章写好后，此生不得安宁了。”胡福明说 事实上，从这篇文章开始，不仅胡福明没有了“安宁”，几乎整个中国都被投入一个浪潮――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中，并由此引发了这个古老国家当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 30年前的1978年5月11日，由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刊登后，被认为是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宣言”，是思想解放和时代转折的先声，有人称它为“春风第一枝”。此后，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并由此发展成为一场遍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旗帜鲜明，勇闯禁区 “文革10年，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中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极其艰难，农村有2亿5千万人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统治了中国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很多同志虽然也看到了问题，但是不能也不敢讲真话。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有一种强烈的被解放了的感觉，感到压在身上的石头和大山一下子全被推倒了。我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拥有专业的敏感性，这篇文章也是我对文革灾难反思的结果。”胡福明回忆说 胡福明，1935年出生， 江苏无锡人。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后，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系党总支副书记、哲学系副主任、教授。1982年调江苏省委，历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现为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作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仔细研究后，觉得此提法不妥，它有悖于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这就等于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和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就不可能了，那么多冤假错案也都不能平反。他后来回忆说：“四人帮倒台后，我从来不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对的，但我也不敢公开说是错了，我只是在心里认为是错了。我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胡福明敏锐地意识到，必须站出来对“两个凡是”予以回击，只有否定“两个凡是”，才能彻底拨乱反正 文章初稿，在医院走廊完成 胡福明认为，“两个凡是”是盛行多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天才论”的翻版，既是精神枷锁也是政治枷锁，因此，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去回应“两个凡是”。1977年夏天，胡福明的爱人因患肿瘤住院手术。他白天上班，晚上到医院陪伴妻子。陪护病人本来就很辛苦，再加上高温酷暑和蚊虫叮咬，胡福明无法入睡。深夜，他在医院的过道里走来走去思考着，满脑子都在想着文章的事。有几天，他干脆就把马列主义的一些经典著作带到医院，借着走廊的灯光，蹲下身子趴在凳子上写文章提纲。瞌睡了，就把三个椅子拼起来躺一会，醒了再看、再写、再改，稿子改得密密麻麻的，连自己都快看不清了，就把稿子再重新抄一遍。就这样，胡福明完成了8000字的初稿 胡福明后来回忆说：当时自己确实心虚害怕，很有压力。因为自己曾因替被打倒的校长说了句公道话而当过一次“反革命”了，那次人家还可以说你是蒙冤，但如果这次要是再批判“两个凡是”，那就真的要被当成“反革命”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报一刊”社论从来都是代表党中央发言，中央最高领导的指示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所以，与“两报一刊”社论唱反调不就是等于反党反中央吗？而且“两个凡是”是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角度出发的，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思想，这罪名可就大了。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的了。再说，那时他已有了两个孩子，女孩12岁，男孩才9岁。如果再出这样的大事，家庭不就全完了吗？ 那段时间，胡福明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香，整天都在考虑着这个问题。最后他还是义无反顾，下定了决心 胡福明把文章寄给了《光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