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设》编辑生涯拾零.docVIP

《新建设》编辑生涯拾零1960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工作。当年10月至11月，全学部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到京郊大兴县庞各庄挖鱼塘。劳动结束后，我被安排到《新建设》杂志当编辑。 “做党在理论战线的哨兵” 《新建设》原名《建设》，XX年代后期由部分民主人士创办于上海，为综合性学术月刊。50年代初迁往北京，改名《新建设》，挂靠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费青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之弟，1958年病逝。中宣部遂将该刊划归学部领导，重新组织编辑部，分为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四个组。其中新增加的大部分人员从《学习》杂志调来。从1959年1月开始，以新的面貌出现，读者以民主人士为主要对象，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主要方针。内部实行党的领导体制，而外表仍像无党派人士刊物 我刚报到就碰上一个不愉快的问题：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却让我到哲学组处理中国哲学史方面的稿件。理由是那方面正缺人，而我又比较喜欢--先秦诸子(从大学学习成绩单可以看出)。心里虽很不痛快，但考虑到毕业鉴定时狠批“白专”道路个人主义，政治评语相当差，倘不服从分配，后果不妙，只好硬着头皮上班。之后得知，原本安排我到文学组，让原文学组某位编辑到哲学组，那位坚决不干，只好叫我去 哲学组共有五位编辑，没有一位是哲学系毕业的，但都有一定的编辑工作经验。我暗下决心，狠补中国哲学史，每天工作、学习十一二个小时左右。半年后，基本上胜任工作。一次会议上，领导说，到底还是北京大学的基础好。此后两三年内，继续以中国哲学史为进修重点，获益匪浅。可是，胃病更加严重了。1961冬又得了肺结核，住院四五个月才痊愈。原因是营养不足而又不知爱惜自己，劳累过度 大学时代就爱写点文章，到编辑部工作，以为更方便发表。殊不知杂志社并不鼓励编辑写文章，而号召“做党在理论战线的哨兵”。要求具有无产阶级的嗅觉，能够发现资产阶级学术思潮的新动向，并及时反映。在来稿或报刊文章中如果看到有违反或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紧紧抓住。可以组织赞成或反对的文章进行讨论，还可以采访知名专家学者，约请他们发表意见，开展百家争鸣，而最终目的是“兴无灭资”。60年代初期，《新建设》参与讨论的学术问题很多：文学方面有文学作品共鸣问题，写中间人物问题，文学遗产批判继承问题；史学方面有孔子评论，让步政策，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时代精神问题；哲学方面有抽象继承法，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封建伦理道德继承问题，以及美学问题、逻辑问题等等 编辑们按各自的分工，经常关注相关学术动态。其时学术报刊有限，每个季度花不太多的时间就可以浏览完毕。问或要求写成综述或简讯，在本刊或《光明日报》发表。这对编辑是很好的基本训练，对领导部门也有参考价值。据说毛泽东颇注意《光明日报》和《新建设》的学术动态，曾批评《人民日报》不如这两家。有些学术观点乃至政治思想动向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则编印成内部的《情况反映》，上报学部及中宣部。一般学术性来稿，编辑部可以自行决定，或请国内专家帮忙“把关”；涉及重大问题者，则由中宣部审核。凡自由投稿，初审拟采用者，须征求所在单位意见。如果是“右派”、历史反革命或政治思想落后者，文章再好也不能刊用 1964年初，我调回文学组。文学组有两位负责人，皆非中文系毕业，但都是老编辑，一位长于政策把握，一位文字熟练。1963年、1964年新增加了几位大学毕业生 从1964年下半年起，一系列学术批判逐渐升温，政治气味越来越浓，所谓“讨论”实际上是一边倒。1964年夏，由于我建议把一篇被别人认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来稿当成学术问题发表，而受到批评和处分。人们指责说：你这个“哨兵”怎么当的?竟把反革命标语当学术问题，政治嗅觉哪里去了?我随即被派到山东黄县劳动锻炼 1965年12月回到北京，正赶上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编辑部奉命迅速收集反映，组织讨论。根据中宣部指示，开始批吴晗学术思想，批“清官”问题；被认为没有抓住要害，又抓所谓“平反冤狱”问题。“敌情”究竟在哪里?这个仗到底怎么打?很多人都吃不准，糊涂了。不久，中宣部也挨批了，彭、罗、陆、杨被揪出来了，《五一六通知》发表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一片混乱中，《新建设》悄然停刊 筹办《思想战线》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即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邓力群、胡绳、于光远、吴冷西、熊复等为负责人，胡绳负责联系哲学社会科学部。1975年夏，下令撤走驻学部工宣队，一个不留(据说迟群对此很不满意)。就在工宣队撤离之前，我向他们提出一些善意的意见，结果被说成是“反工宣队的逆流”，挨了一顿狠批 1975年8月，胡乔木遵照邓小平的意图，决定筹办一份理论刊物，定名为《思想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