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序.docVIP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序序一 狭间在直树教授主编的《梁启超 谁都知道，中国思想界在近代经历了空前剧烈的变动，它的突出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相碰撞而引起一系列深刻变化。这场思想大变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汹涌奔腾，谁也阻挡不住的潮流，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后开始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戍政变记》)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使许许多多原来麻木不仁以至盲目自大的中国人产生一种新的觉悟，认识到再也不能死抱着祖宗留下的旧有那一套继续生活下去，必须有一个大的改变。他们如饥似渴地尽力从国外汲取新的知识，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 那时候，在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普及新知识、推动思想文化革新方面，也许没有谁的贡献能够同梁启超相比。他那时介绍的西学几乎无所不包，涵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哲学、教育、罗学、文学、宗教、伦理道德等等方面。这正适应看当时中国人渴求获得新知识的需要。严复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西学传播者，但他的译书“理深文奥，读者不易”。梁启超的文章却明白畅达，对人有着一股特殊的吸引力。他自己说：“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清代学术概诠》)这些话并没有夸张。它对中国思想界带来的巨大冲击，无论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称得上前所未有，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有如狭间直树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在上一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过渡的文明史转型时期，他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如果对这个时期的梁启超没有深刻的了解，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的这场大变动也就很难有完整而真切的把握 但是，梁启超并不懂得西文。他向中国人介绍的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都经过日本的中间媒介。他说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清代学术概论》)，而他自己并不能阅读西方书籍和报刊文章，无法直接了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最新成果和动向。他所知道的，其实只是经过日本学者选择和译介过来的东西，其中自然包含着日本学者自己的印记。明治时代，日本社会正发生着激烈的变动，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思想界异常活跃，译介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既多且快，并且往往就此提出自己的见解，彼此间展开热烈的争论。这些，自然都会对留居日本、密切注视着日本一切的梁启超产生巨大影响。梁启超文章中的内容，有些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创见，只是用他那支“条理明晰”、“常带情感”的笔，对日本出版物中流行的看法加以概括和复述罢了。他所思考的问题，不少正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有时梁启梁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发生陡然变化，也常同当时日本思想界的争论和变化直接有关。他接受德国学者伯伦智理的国家学说，是由于读了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论》，尽管伯伦智理的学说在那时的日本已失去影响，但作为日本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知识积累，而又恰恰适合梁启超的现实政治需要，仍对他起了不小作用，而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梁启超这样说：他到日本后，“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三十自述》)。他年说的“思想为之一变”，正是置身日本、体验并吸收了明治时代文化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不了解当时日本思想界的种种状况，便无法了解梁启超是在一种怎样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中生活，也不能真正明白梁启超当时是怎样“变”的，为什么会这样“变” 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关节点，但对中国学者说来，研究它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梁启超在日本受到的思想影响，不仅来自一些日本著名学者的著作，而且来自当时流行的为数众多的学校教科书、讲义和杂志文章，以及日本社会中已视为常识的普遍观念。梁启超有些很有影响的文章，甚至就是直接把日本教科书、文章的内容译成中文，而又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和他的理解有所报益，并增加一些自己的议论。面对范围如引广泛的研究对象，对中国学者说来，就更不易下手，十分需要得到日本学者的帮助 我早就知道，在狭间直树教授主持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进行对梁启超的共同研究，主题就是“西方近代思想的输入与明治时代的日本”，参加者包括关西地区许多研究机构和团体的学者，历达四年之久。1998年，我应京都大学的邀请，到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工作了半年，那时，梁启超的研讨班结束还不久，研究文集正在编辑中。我在人文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的书架上看到，整整几排都是梁启超当年曾经阅读过的日文书籍和杂志。许多明治时代的图书杂志即便日本也已不易觅得，他们化了很大力气，从国会图书馆等处的藏书中找到后复印装钉成册，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坐在这里，仿佛就置身于一百年前梁启超的图书室内。我既对他们这种研究环境感到羡慕，又对他们这种研究精神深感钦佩 现在，这个研究所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