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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藏火柴大王刘鸿生手札饮鸩止渴的“中日火柴统制” “九一八”事变，日本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大门。1933年之后，整个民族火柴工业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日本火柴商加紧输入中国，走私火柴恣肆华北、华南，国产火柴业同室操戈，竞相压价。面对危局，刘鸿生领导的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曾向国民党税务署请求予以制止，但该署口头答复：除了同日本打一仗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可以制止 为了使整个火柴业能够维持下去，巩固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地位，刘鸿生主动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选择推行“中日火柴统制” 笔者收藏的刘鸿生一封手札，或可管窥“中日火柴统制”之一斑 现在火柴统制初步工作得以完成。徐协理继续进行折衡应付，备极繁难，其协理职务据称时有不能兼顾之虞，应请陈襄理随时代理，以免贻误 刘鸿生民国廿四年十月五日 手札开头写到的“火柴统制”，即为1935年中日火柴业之间发生的一件大事 最初，刘鸿生派出大中华火柴公司董事陈伯藩赴日，“代迓高轩”，同日本火柴商泷川仪作、植田贤次郎先行磋商。1935年3月，刘鸿生亲自致函日本火柴业代表植田贤次郎，邀请他来中国商谈同业间的合作事宜。函中称“惟阁下在华多年，熟悉敝国火柴业情形，且对同业合作极为热心。偶蒙阁下与泷川先生同时命驾前来洽商一切，实为至幸。敝会谨当以贵客之礼，竭诚招待”。植田应邀来华，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给予特殊礼遇，待若上宾，一切生活费用，均予拨付。陈伯藩和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徐致一(即手札中的徐协理)以代表身份，与植田同赴青岛、天津，共商中日火柴统制的问题。日本代表在青岛综合了在华日本磷寸同业联合会的意见后，提出了“日本方面之统制参加条件”，共17条 其主要内容为：“统制机关对于日本人同业，必须以公平及足以保证利益之充分保障为原则。”“统制机关最高干部，以中、日、美三名组织之，所有一切决议，须得全员一致通过以后，实施之。”“统制机关之重要部门，须置有相当权限之日本职员掌管之。”“中央政府今后对于火柴产业发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之法令公布或政策之实施，必先咨询统制机关，并得其同意而得实施之”等等。从上述主要条文上就可看到，日商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 1935年7月，以刘鸿生为首席代表的中华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同以植田为首席代表的在华日本磷寸同业联合会，以日本提出的17条为基础。签订了《中日火柴制造同业协商火柴统制问题之意见书》，同年9月，又签订了《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各种事项同意书》。双方公推刘鸿生为理事长，大中华协理徐致一为常务理事兼总经理，日人植田贤次郎和河北丹华火柴厂经理项激云为常务理事兼副总经理。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了中日火柴厂商产销联营，试办五年 中日火柴统制同意书的签订，实际上是中国火柴业屈从日本火柴业的表现，但它对于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来说，还是十分有利的，划分了火柴销售的势力范围，取得了全国火柴业的霸主地位。然而，随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枪声，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总社的各厂先后停工，分崩离析，中日联营关系完全断绝。刘鸿生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 昙花一现的“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总社” 刘鸿生痴迷于组建火柴托拉斯的美梦。甚至不惜以变相行贿的方式，争取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支持。他用联营社名义向孔祥熙的“名德堂”经租账房租得大连湾(今大连路)的一所房子，一次预付房租数万元。1936年3月，“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总社”正式成立。参加联营总社的工厂共48家，其中华商41家，日商7家。总社设在上海。下设3个分社，华北区设天津分社，鲁豫区设青岛分社，华中区设上海分社 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总社实质上是一个同业垄断组织。它通过掌握购运护照以控制火柴原料，统一管理火柴印花以控制产销，派驻厂员监督以控制行销。该社成立后，外资厂受益最大，民族火柴业的大厂也得益不浅。大中华火柴公司1936年，直接获得纯利83万多元，成为大中华在抗战前盈余最多的一年 但是，联营总社牺牲国产火柴业利益优惠外资的行为，引起同业内部指责。鲁西十八厂反对联营总社屈从日资和大厂把持垄断，拒不入社；华中区部分同业支持鲁西十八厂，反对少数大厂操纵火柴联营；济南益兴、泰东等五小厂另行成立销售合作社，纠纷长期不决。总之，联营后同业竞销、日货走私仍未彻底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荧昌、东沟梗片、周浦中华三厂因逼近战区首先停工，各地工厂亦相继停产。1937年9月，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总社呈国民政府实业部、财政部文：“现在战局开展，……总社日方职员亦已离职回国，……以前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与日本同业团体所订同意条件，在事实上当然停止其效力，乃俟战事停止，再行议定办法呈请核夺。”同年12月，刘鸿生复函驻沪日本领事，“该社所属各分社均已先后停顿，因之经费来源完全无着，该社不得已乃十一月底，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