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唐振常和《大公报》.docVIP

我父亲唐振常和《大公报》大公报百年诞辰，是可喜可贺之事。可惜我的父亲唐振常已于今年1月27日逝世，不能参加这一盛会了。近日翻阅父亲生前所写文章，连带忆及平时所谈往事，写就此文。略有所感，兼而述之。 一 大公报是父亲大学毕业后正式踏上社会进入的第一家单位。1946年6月至1952年5月，父亲先后在上海、香港和天津大公报工作。时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反独裁，争民主，旧时代结束，新纪元开启，大公报顺应时代，表明自己的态度。父亲是一介书生，对这一时期自己的工作，最感满意者，是写了几篇颇引人注目的报道 1946年10月4日，上海各界假座天蟾舞台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父亲写了长篇报道，会场政治斗争的气息跃然纸上。诸如会上的唇枪舌战，上海市长吴国桢和参议会议长潘公展的捍格之状，潘公展说一通守法论调，只在会场的一角里发出有组织的掌声；吴国桢侈谈民主，说在上海不会发生刺杀李、闻之事；吴国桢的老同学罗隆基代表民盟发言，他转面对着坐在台上的吴国桢问道：“请问吴市长，昆明是不是中国的土地?”吴国桢无言以对；追悼会的高潮，是由邓颖超宣读周恩来的简短悼词，其中“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如有千钧之力，等等等等，文中多有详尽描述。父亲还加写了几条花絮。所谓花絮，多以事实明指特务捣乱。父亲的同事张乃刚也参加了这个会，自告奋勇亦写了几条花絮。报道与花絮一字不易，全文刊出，除了下面是广告，占了整版地位。同年10月19日，上海文化界在辣斐大戏院举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又一次公开举行的政治性、斗争性极强的大会，周恩来、沈钧儒、邵力子、郭沫若、茅盾等多人发表演讲，痛快淋漓。父亲作了详尽报道，其篇幅仍然是除广告外占一整版，稿亦一字不易。这两篇稿子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特别是大公报能作如是报道，其影响自非他报所可比 1947年2月9日，上海发生劝工大楼惨案(三区百货业职工举行抵制美货爱用国货大会，马寅初、郭沫若到会讲话，特务打死永安公司职员梁仁达)。这天是星期天，大公报负责经济采访的季崇威未到馆，因而漏载，事后补写。第二天，吴国桢举行记者招待会，指梁仁达死于共党捣乱，说被打的人是凶手。父亲写招待会新闻，直言不讳地予以揭露，并对吴国桢作了一番描写。采访课同事都以大公报漏登此重大事件为憾，数人相约共同写信给本市版编辑，要求对吴国桢记者招待会和补写的劝工大楼事件两稿勿加删改，标题处理应有鲜明态度。编辑对此支持，做了符合人意的处理。吴国桢见报大怒。加以此前沪西发生大火灾，父亲引用市政府一位参事的话，指吴国桢处理此事是雷声大，雨点小，许多灾民无家可归，吴已不能耐，如今，“两事并发”，吴国桢命其新闻处长通知大公报，不准我父亲再采访市政新闻 1947年4月，父亲参加上海记者团赴苏北采访。此行由南通张季直创办的大生纱厂出钱，故有参观张氏企业的活动。事实上的操纵者，却是设在南通的李默庵统领的战区长官司令部，意图无非是要各报宣传他们“剿共”的成绩。行程数县，刀光剑影，特务对记者团监视极严。返沪后，父亲写了两篇文章，一篇记张氏企业，写其生产状况，不涉政治。另一篇则从此行对记者的防范和控制写起，漫记苏北各地状况，写了民生困难，百业萧条，写了国民党的压榨，在战场上则连遭惨败。其中心阐明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得人心，主题归结为“青纱帐起，新四军一定会回来!”文章颇受人注意，王芸生先生且据此写一反内战社评 父亲在上海大公报两年多，除所写新闻稿外，特写、通讯亦复甚多。大公报一段时期有星期特写的举办，用一至两版的篇幅，集中发表，所涉面极广，原意在星期天供人阅读，以轻松为主旨。以当时的局势，父亲却轻松不起来，写的东西都很硬。父亲在这个版面上写过一篇《寒夜征人妻》的稿件，写一个参加内战的国民党军官在苏北阵亡，其妻流落上海的故事，用意甚明，对传主及其妻均未提名。―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表后，一军官往访我父亲，称所写之人乃其亡友，一面表示为亡友向我父亲致谢，一面探问亡友之妻的下落。1946年，茅盾应邀访苏，去来父亲各写一篇访问记，意义在于：大公报很少以较长篇幅宣传左翼文化名人，其时刊于“本报专访”，又是在较重要的版面发表，意义自不寻常 1948年初，苏联遣返住在千岛群岛等地的中国移民经沪返乡，父亲和我的叔父(唐君放，1947年人上海大公报工作)上船访问这批侨民，合写了一篇特写。此文后来被暨南大学新闻系选为教材，教师讲课时颇有誉扬。同年秋，朱自清死。我父亲访问了他的好友叶圣陶，朱的学生魏金枝与我父亲同住一所中学，也向我父亲提供了材料。父亲一日之间写成一文，其情不能自已。原拟题《长留背影在人间》，经编辑改为《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了!――记朱自清之死》，稿用名郑常发表。此稿先转载于香港大公报，香港报纸继而转载者有数家，有家报纸竟也写上“本报记者郑常”。为此，香港大公报又发一短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