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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之我见 完善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之我见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法中最核心的制度， 1996年全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将听证作为行政处罚的一项重要制度确立下来。作为一种严格的、准司法化的听证程序对当事人的保护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确保行政机关公正、公开实施行政处罚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然而对于我国的行政机关来说，《行政处罚法》对听证程序规定的原则较简单，实践中对听证的实施几乎没有任何现存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如何操作行政处罚的听证已成为目前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以行政程序法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结合目前实践中的案件处理，对行政处罚听证的操作规则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一、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基本知识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出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行政听证是专门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程序制度。在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管理相对人权益的决定前，有义务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决定的理由和获得听证的权利，行政管理相对人有权就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表达意见、提供证据，行政机关有义务听取和接纳，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达到正确实施行政行为的目的。告知原则是行政处罚听证中的重要原则，也是行政处罚的重要原则。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2000年1月15日，某村村民李某在伐自家树时损坏了公路边行道树3棵，县公路局以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规定，口头给予李某罚款800元处罚决定。李某不服，拒付罚款，县公路局将李某家中的一对沙发和一块木板拉走，李某多次要求返还未果，于2000年3月6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涉及了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问题, 本案中，李某在伐自家树时，损坏公路行道权，县公路局根据《公路管理条例》规定，作出行政处罚是正确的，应当予以支持。但是在作出行政处罚时，没有向当事人交待陈述、申辩和救济的权利，违反法定程序。因此，县法院判决撤销了县公路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返还所扣财产。因此,给以行政处罚时, 听证程序是必要的。二、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几个问题(一)行政处罚听证案件范围的问题听证在保障行政公正、促进行政相对人参与、加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沟通、提高行政行为可接受性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听证是有限度的，如果要求所有行政行为作出之前均需听证，必然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从而影响行政效率。面对公正与效率、成本和效益的矛盾，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对这一规定中应有两点需要明确：1.较大数额罚款;的确定。如何界定罚款的较大数额;关系着行政处罚听证范围的大小。目前各地对此的确定大致有四种方法：一是以违法行为即经营活动和非经营活动为标准，如上海市的规定；二是以违法行为的不同主体即公民法人为标准，如北京市的规定；三是将前两种标准结合，如《江苏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则（试行）》规定前款所称的较大数额罚款，是指对非经营活动中公民的违法行为处以500元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20000元以上罚款。行政机关确需拟定高于或者低于上述规定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应当报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制局批准并公布后方可实施。;；四是不直接规定罚款的具体数额，而是指定由特定机关确定，如浙江省规定由省级人民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审核并确定。前两种方法的不科学之处是以不同的罚款作为不同当事人获取听证权利的前提条件，是不合适的。听证是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的一项抗辩权，无论是公民、法人还是其他组织，都应当平等享有，不能因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性质或者实施违法行为的主体不同而在听证权上享受差别待遇。第三种将两者结合起来，有些合理之处，但是以一个具体的罚款数额作为确定标准，不利于保证法律的稳定性，而且对于不同部门的法律法规设定的处罚数额相差很大，所以这种具体听证申请权条件数额规定的不科学性就会凸现出来。第四种方法又会使较大数额罚款的规定更加趋于混乱。因此，确定可听证的较大数额罚款应当设定一个统一的、合理的计算标准。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有关罚款的规定，较大数额罚款可以采取以超过法定最高罚款额的50%为确定标准，同时确定一个最低限额的方式。这样既保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能确保法律实施的稳定性，而且可操作性强。 2.对等;的理解。即超出三种列举以外的行政处罚能否适用听证程序？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理解有分歧，有两种观点：一是等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