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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意义上的扒窃未遂不入罪 广大朋友们，关于“相对意义上的扒窃未遂不入罪”是由论文频道小编特别编辑整理的，相信对需要各式各样的论文朋友有一定的帮助!一、问题的缘起修订后的《刑法》第264条规定的盗窃罪除了盗窃一般财物，数额较大和多次盗窃之外，新增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三种行为类型。而这五种类型中，第一种可谓是普通类型，后面的四种谓之特殊类型。因而，对于扒窃他人财物是否不计数额一律入罪等问题便由此产生。对于扒窃入刑的问题，尽管学界的批评意见仍未间断，也不论这些批评意见如何真挚，但在刑法已经将扒窃入罪后，便不应当再从立法论的角度进行无谓的指责，而应从解释论的角度，正确的解释扒窃行为，进而正确的适用刑法。可以明确的是，扒窃行为作为盗窃罪的特殊类型之一，其在构成犯罪的一般理论层面应当受到盗窃罪的约束，以及同时也应当遵循刑法总则的一般性规定。因此，若行为人客观上扒窃数额极小的财物，或主观上只想扒窃数额极小的财物的故意，则尽管有扒窃行为，也不得定罪处罚。对于实践中所讨论的“扒窃”是否一律入刑的问题，比如扒窃他人一张餐巾纸等价值极为低廉的财物，属于此种情形，即扒窃的财物应当具有发动刑罚权的必要性，因而在此点上应该说不应成为问题。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所有人、占有人具有主观价值，即使其客观上没有经济价值，也可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如身份证、出入境证件、信用卡等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财物”。可以说，既无客观价值（数额极小）也无使用价值的物品，是不可能成为扒窃型盗窃罪的对象的。但是，若行为人客观上有扒窃较大数额的财物的可能性，且主观上也具有扒窃较大数额财物的故意，但扒窃未遂，是否一律定罪处罚，便成为问题。而对此，理论和实务中也是观点纷呈。同时，对于扒窃未遂的认定，不仅影响着罪与非罪，也将影响着一罪与数罪等与之相关的问题。如：2011年12月12日，被告人张某在某快餐厅内，乘被害人陈某排队等候之际，窃得陈某放置于口袋内的一部白色苹果牌iPhone4手机一部（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193元）后逃离现场。2012年7月22日，被告人张某在某购物中心电梯内，乘被害人李某不备之际，将手刚伸进李某裤袋内准备扒窃一部黑色苹果牌iphone4手机（经鉴定，价值人民币2243元）时被抓获。后主动交代了第一节犯罪事实。应该没有疑问的是，案例中，被告人张某的第一节犯罪事实构成扒窃型盗窃罪。其第二节事实应属于扒窃未遂。现在的问题是，若将张某的第二节事实认定为盗窃罪的话，则根据刑法第67条第2款、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和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3条等规定，则张某如实供述的第一节犯罪事实不得认定为自首：若认为张某的第二节扒窃未遂的事实不构成犯罪的话，则结合前述相关规定，张某如实供述的第一节事实将构成自首。对此，笔者将在后一种观点的立场上，采取相对的扒窃未遂不入罪的观点，并以此案例为契机，对实务中扒窃未遂涉及的问题展开研讨，以期望裨于实践。二、对“扒窃”的展开《刑法》第264条没有定义扒窃，因此理论上大多认为：“扒窃指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在车站、码头、商场等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或者“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纵观这些定义，基本上都是将“公共场所”和“随身携带”作为扒窃的核心要素。对此，笔者认为，应当注意以下两点：1．“公共场所”不是必备要素将在“公共场所”作为扒窃行为的主要发生场所是毫无问题的，但不能认为扒窃行为只能发生在“公共场所”。刑法学是规范学，哪些案件事实能成为构成要件要素，只能由刑法规定，不可以根据已发生的事实来确定，更不能根据“大多数”案件都是如此来确定。不可以将“熟悉的”就认定为“必然的”。由于《刑法》没有具体规定扒窃，在解释论上将扒窃解释为是在“公共场所”发生的也未尝不可，但这也只是在一定时空下的对有限的案件事实所作的经验性总结，并非全部，不能将已经发现的实然情况就当作是全部的应然状态。因此不能据此“必然”的认为扒窃就只能发生在“公共场所”。犯罪现象是极为复杂的，实践中也完全可能会出现发生在非“公共场所”的扒窃行为。但这里仍有问题的是如何界定“公共场所”，如果严格意义上的将私人住宅（家庭生活）之外的场所都认为是“公共场所”，则将“公共场所”作为扒窃的必备要素也不是不可以，因为进入私人住宅进行扒窃一方面应当说是不可能发生的，另外，“入户盗窃”也有其规范的范围。若在通常意义上解释“公共场所”，即家庭生活之外的人可以进入、停留的场所，比如混进他人正在举办的私人舞会中进行扒窃的，则完全可以认定为扒窃。2．“随身携带”应当作目的性限缩解释《现代汉语词典》将“随身”解释为“带在身上或跟在身旁的”，同时上述刑法理论在界定扒窃时，便将“带在身上或置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