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解散左联之谜一把钥匙.docVIP

揭开解散左联之谜一把钥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团体，在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繁荣进步文艺创作中，发挥着异乎寻常的作用。1936年，左联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宣布解散，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要解读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当时萧三从莫斯科寄回国内的一封信便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1930年初，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回国多年的萧三又重返莫斯科治病，同时在“东大”兼授中文，不久即被介绍到“国际革命作家”机关刊物《世界革命文学》任中文版编辑。“国际革命作家”组织由流亡苏联的各国作家和苏联的一些进步作家组成，他们拟在1930年10月于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组织者除邀请萧三外，还请萧三写信回国邀请中国进步作家派代表参加会议 此时，左联已在上海成立了近半年时间。因鲁迅时为主要领导人，故萧三直接写信给鲁迅转左联，告知“国际革命作家”的邀请，希望左联能派代表参加。不久，萧三收到左联来信，其中称：“由中国现在派作家出国去苏联，碍难实现，即请你作为我们的代表出席。”这样，萧三就作为左联的代表出席了“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之后，他便留在“国际革命作家”远东部工作。萧三在苏联架起了左联与世界进步作家联系的桥梁，他向世界介绍鲁迅，介绍左翼进步作家及其作品。作为左联在国际组织中的唯一代表，萧三为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融入国际进步文艺思潮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萧三给左联写的信，是1935年底由秘密交通送到上海交史沫特莱转左联的。史沫特莱为美国人，却受聘德国《密勒氏评论报》，任驻中国记者。写给左联的信由史沫特莱转交，是由于这年的2月上海左翼文化界遭到了大破坏，因叛徒告密，中共“文委”成员中阳翰笙、田汉、杜国庠均被捕，幸免于难的只有周扬和夏衍，他们被迫分头隐蔽，正常的组织渠道因此中断，“文委”与中央失掉了联系 当时在苏联的萧三急于要与左联联系，但一时又很难找到合适的中间人，于是他想到了史沫特莱。他知道史沫特莱与上海左翼文化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身为美国人，她在上海的自由度很大而且很活跃。此前的1933年6月至1934年4月，史沫特莱在苏联逗留了10个月，曾与萧三多次晤面。史沫特莱前往苏联，是应莫斯科一家出版社之约撰写一本反映在中共领导下江西苏维埃情况的书。萧三得知消息后，专程前往她下榻的旅馆看望。之后，又专门邀请史沫特莱到家里吃饭，并交流了对中国左翼文化现状的看法。史沫特莱随后又应萧三之请，在莫斯科的国际作家代表大会上就中国的文学发展状况作了专题报告。萧三称当时的史沫特莱“一刻不停地忙忙碌碌，急于做好她的工作”。正是这次莫斯科之行，史沫特莱给萧三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着这样一段历史，就不奇怪萧三为什么要托史沫特莱转交他写给左联的信了 史沫特莱收到萧三的信后，第一反应就是将它交给鲁迅。她知道鲁迅是左联的领导人，而且始终保持着联系，就在不久前，她还忧虑鲁迅的健康，并一再敦促他赴苏联疗养。当然，她这善意的建议未能被鲁迅接受。鲁迅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一走了之的，总得有人坚持战斗”为理由而婉拒 此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非常微妙，他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左联的领导人，但事实上已近似于名存实亡。由于当时左联的个别党内领导同志对鲁迅不够尊重，加之原来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左联行政书记胡风辞职，在一段时间内左联的一些事务鲁迅并不知晓，甚至于连左联的刊物鲁迅也收不到了。对于这样的局面，鲁迅是颇感痛心的。虽然鲁迅对左联情有所系，但他又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最终选择了超然的态度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史沫特莱在内山书店将萧三的信交给了鲁迅 信的开头写道：“左联的同志们，这封信愿和你们谈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这封信在总结左联5年来的成绩后，笔锋一转，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左联的问题： 然而当民族危机日益加紧，民众失业、饥荒、痛苦日益加深，所谓士大夫、文人在民众革命潮流推荡之中有不少左倾者，他们鉴于统治者之对内反动、复古、对外失地、降敌、卖国，亦深致不满。中国文坛在此时本有组织广大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的可能，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以致“在各种论战当中，及以后的有利的情势之下未能有计划地把进步的中间作家组织到我们的阵营里面来”，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仍然站在共同战线之外……同志们，在这里我们要追溯一番左联关门主义之由来。我们以为左联之关门，要从其唱“普洛文学”说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出，马上便把左联的门关上了。因为这一口号，这一政策，便不能团结一般先进的但仍未能“普洛”化的文人以及自由派的作家，尤其在当初的时候，“普洛”文学家对非“普洛”者的态度更只是谩骂，大有“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之概 …… 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