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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我国农业微观经营模式三次创新和启示［摘 要］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农业微观经营模式从总体上看经历了三次大的创新，这三次生产关系的变革都促进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深入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得出若干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农业 微观经营模式 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的微观经营模式先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创新，每次创新都伴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较大提高，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不断完善 一、第一次创新：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集体统一经营模式 1953年春，新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建立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但是，在农村中逐渐出现了新的贫富分化趋势，“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1］。与此同时，广大贫农为解决生产困难自发的联合起来，在实践中创造的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等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也逐渐发展壮大。为此，毛泽东领导全党因势利导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到1956年底，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88%”［2］。这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乎成为惟一的表现形式，后来又转变为人民公社，实行统一经营、共同劳动、统一分配，由此形成了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统一经营模式 农地集体所有制的确立以及集体统一经营模式的形成，是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前进的必然产物，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首先，土地由农民个体私有转变为集体公有，并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彻底消灭了农村剥削制度和两极分化产生的根源。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保证了国家工业化迅速发展对商品粮和原始资本的基本需求。再次，它成为后来双层经营体制产生的基础，并逐渐演变为这个体制中一个基本的经营层次 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国家对它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加之在集体内部实行行政化、集中化、平均化的管理制度，实际上剥夺了广大农民群众在生产、经营以及分配上的自主权，使他们逐渐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以三大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为例，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粮食的总产量增长了58.1%，21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2%；棉花总产量增长了50%，年均增长1.95%；油料总产量增长了2.6%，年均仅增长0.12%”［3］。相应的，农民的务农收入以及消费水平，基本上也处于停滞状态 二、第二次创新：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为克服生产和生活上的严重困难，不顾政治风险，一致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结果一年翻身，粮食产量是以往7年的总和，人均增收6倍。1980年全县实行包产到户。至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初具规模，并立即大见成效。期间，它也受到“左”的势力的批判和干扰，但在关键时刻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并以中央的名义下发文件大力支持，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到1983年初，93%的生产队实现了包产到户，到1986年，全国农村有近97%的农户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重新恢复了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取得了极大成功。首先，家庭承包经营保证了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199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增长940万吨以上，这是建国以来前26年的年增长量的1.7倍”［4］。这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而且为国家的各项改革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家庭承包经营适应了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和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比较低下的客观实际，因此成为目前中国农业微观经营形式的主体，也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核心环节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在相当多的地方，“农户承包经营以后，集体统一经营层次很薄弱，除了土地以外，集体基本上没有经济收入，有些单靠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事，集体也无力去办。”［5］同时，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被提上日程，而受我国土地数量以及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限制，家庭承包经营的潜能基本发挥殆尽，这种分散的小生产模式越发难以适应现代农业高产量、高品质以及高效益的生产要求 三、第三次创新：以双层经营体制为基础的专业合作经营模式 在目前的双层经营体制中，家庭承包经营是其核心环节，农户虽然拥有经营自主权，但经营规模小，经营主体分散，由于组织程度低，导致经济效益低下，市场竞争能力较差。如何克服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运而生，并且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