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抗日根据地工商税收.doc

晋绥抗日根据地工商税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在进行对敌斗争的同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商税收工作，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税收政策的演变 从1940年1月晋西北行署财政处设立税务科室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晋绥边区的税收机构几经演变，逐步健全；而工商税收政策也是几经制订，不断修正，逐渐完善。税收政策演变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40年至1941年，为探索时期。晋绥边区最早制定的税收法规，就是1940年5月21日晋西北行署颁布的《山西省政府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税务稽征暂行条例草案》。总的精神是强调在根据地为了“增加税收充实抗战力量，对敌伪作经济斗争”，工商税收应坚持除赤贫、丧失劳动力者外，实行各阶层人民一律负担缴税义务的原则，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贫者少负担，富者多负担，特殊情况可以免税或减税，抗日军烈属、残废军人给予优待。其稽征税包括货物出入、过境营业、烟酒牌照等三种。这个条例草案在当时就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工商税收的指导纲领和基本法规。晋西北行署下辖的绥察行署也于1941年11月专门颁布了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实行的特殊政策，即《绥察行政公署关于征收粮食出口税的办法》和出口牲畜税的征收通告。由于根据地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都需不断探索，所以这些条例存在诸多不足，其中一些条例抄自其他解放区，有的甚至由阎锡山的旧政府的条例和蒙族王府的土法演化而来。因而条例规定前后不统一，有矛盾之处；有的政策模糊，伸缩性太大，易让人钻空子和执行中出现偏差；还有的政策规定不严密、不切合实际，抑制了农民生产贸易的积极性和给不法商贩以可乘之机 第二个时期是1942年1月到1943年上半年。 1941年12月XX年下半年到1945年8月。晋西北行署第三次修正税务稽征暂行条例，重新颁布《晋西北行政公署修正税务稽征暂行条例》，修改和补充了对敌货进口规定条款，严格了进口货物的检查和征税手续，大大抵制了敌货的进口和倾销，堵塞了农副产品外流，逐步稳定了市场和丰富了贸易商品。同时，也扩大了税源，增加了财政经济收入 1944年底，日军在军事上接连失败，进攻力量不断减弱。抗日军民局部反攻迫使日军退缩大城市，广大抗日根据地又得以恢复，财政经济日益强大。此时，稽征部门面对抗战大好形势而只图市场繁荣和税额增长，放松了对出口、进口产品的检验，致使洋布、市布、洋糖、纸烟、化妆品、颜料大量涌入，冲击了根据地的市场，堵塞了公营、私营商店的销路，影响了工业、手工业生产者的积极性 12月l日，晋绥行署召开经济贸易工作会议，及时制订了《晋绥边区货物税暂行条例》，重申并增加了准运、禁运商品以及运销的查验、税率和奖惩等方面的若干新条款，规定公私商贩必须按章纳税，而且在起运货物和收缴货物时必须向附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查货验票。若三天内不申报纳税，均按偷税漏税严惩，甚至绳之以法。对于军队或地方重要部门的特殊货物，也必须审查行署特许手续、报验手续、票证手续、减税或免税手续。否则，不管什么单位或个人，一律不准放行，并收缴货物，扣压商贩。对于税收稽征人员在执行公务中，利用职权受贿，包庇偷漏税金或借机向商贩敲诈勒索者，一经发现立即送交法院惩办。与此同时，税务部门积极扶植公营、私营企业开展纺织、铸铁、造纸生产，大力帮助商店、货栈组织货源，寻找销路，使得公营、私营企业迅速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税收稳步增加 工商税收的作用 晋绥抗日根据地地广人稀，山多林少，蒙汉杂居，经济文化落后，敌伪顽犬牙交错，土匪多如牛毛。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环境， 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形势，使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工商税收工作颇具特点，而且开展得卓有成效，对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壮大抗日军事力量以及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对于担负华北抗战战略支点，夺取全国抗战胜利，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保证了根据地党政军民统群各机关、团体各部门的供给。从1940年开展税收工作以来，税收额逐年增加。1940年，兴县、临县、方山、保德、岚县等九个县税收国币1069.2万元、省币195.5 万元。到1944年以后，根据地面积扩大，税收县增多，税收成为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额“ 1944年比1943年增加3.4倍，1945年较1944年又增加2.5倍，在解决财政问题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仅田税一项，1940年至1945年全边区共收公粮112.4万石，每人每年平均49斤” 第二，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晋绥工商税收是在废除国民党及阎锡山政权苛捐杂税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税种比以前大大减少，税率也较低。因根据地80%以上人口都负担纳税的义务， 虽然富农、商贾纳税多一些，但纳税人口增多了，人均负担也就减轻了，贫苦农民、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