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事变前夕新旧军斗争.doc

晋西事变前夕新旧军斗争“晋西事变”发生在1939年12月12日，所以，人们又称其为“十二月事变”。这是阎锡山一手策划的进攻牺盟和新军抗日力量，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以达到其与日军勾结的反共阴谋的大暴露 “晋西事变”前夕，1939年10月29日，阎锡山在陕西秋林的枣林会议室，召开了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代表并非由基层选举，而是由阎锡山授意指定的。当时的专员、县长、军长、师长一级干部和同志会、区县分会、牺盟中心区的代表大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由阎锡山主持，会议秘书长由同志会总干事席尚谦担任。开幕那天，阎锡山作了《抗战最高峰》为题的政治报告，由我宣读(当时我任阎锡山的记录秘书，此报告系由阎口述，我记录，经李江和刘杰参加整理而成)。报告主要内容，仍重复了过去他说的要建立现代化有基础的30万铁军，组织百万民众，建立根据地，实行不失机、不吃亏的民族革命战法。报告宣称“物产证券、按劳分配”主张为抗战的独生汤，“抗战最高峰”就是实现“物产证券、按劳分配”。这是他反共的中心思想，都是老生常谈。所以，报告未引人注意，只是照本宣科，无讨论、无决议地听听算了 在讨论同志会公约时，新、旧军两派开始了短兵相接的争论。原公约规定:“民族革命之目的，在争取抗战之胜利，做到民族之复兴。”换句话说，就是将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而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内容，就是实现他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主张。新派反对说“民族革命之目的”只是单纯为了“抗战之胜利”。旧派反对新派的说法，于是，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各不相让。阎锡山只好指示停止讨论 公约的另一条规定:“会员入会，须有会员二人介绍，填具志愿书，经审查讨论通过。”大会期间，同志会会员要求牺盟会员履行入会手续。牺盟会员说，他们是当然的同志会员，现有代表参加大会，不须重复履行入会手续。这个争论也无结果 这次大会，恰是在辛亥革命山西光复纪念日期间召开的。在举行庆祝大会开幕和山西光复纪念游行时，新旧阵线对峙更加明显。同志会是提灯游行，牺盟会是火炬游行。游行队伍经过王靖国(阎高干之一、铁军组织负责人)住宅门前时，有人喊“打倒王靖国”口号，王靖国提出抗议，说是牺盟会游行队伍喊的。牺盟会队伍承认他们喊了口号，但说喊的是“打倒汪精卫”，并非王靖国，说王是对牺盟会的陷害和诬蔑 第二天，秋林街头出现了漫画，画的是阎锡山骑毛驴在中间，席尚谦在前边手拉驴缰绳，口吹喇叭，吹出“反共”二字。杨贞吉(阎的同志会政卫组长)跟在驴后，腰插板斧，斧上写“特务”二字。阎锡山得知后气得要死，但表面假装镇静，笑说是“胡闹” 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从开头到终了，就一直处在这样的矛盾斗争中。报告无讨论，无决议，公约未通过，未选举，就此草草收场 会后，阎锡山留住新军代表――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等不让返回抗日第一线，今天开会，明天讨论，迟迟不让返防，并散布谣言，又内调薄一波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而实际上，阎锡山利用挽留新军代表的时间，暗里在部署着剿灭新军的计划，准备对新军实行冬季攻袭。新军二纵队在抗日第一线，王靖国、陈长捷部队作为预备队在后，阎置决死二纵队于日、阎军队的夹击之下，准备一举消灭之 后来，韩钧设法回防了。12月7日，韩钧给阎发电报说:“王、陈勾结日寇向我进攻，我军誓师讨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云云。阎锡山接电报后，当夜即召开高干会议。阎在高干会上，未念电报全文，只是说，韩钧反了！他来电报不称我长官而称先生，他自称学生，表示不相隶属，韩钧反了。接着任陈长捷为剿叛总指挥，令六十一军、十九军等师进攻新军，“晋西事变”于是爆发 阎内部也有与阎持不同意见的人，省主席赵戴文，就一向反对阎锡山与日军勾结。为了防止内部造反，事变发生当日，阎在侍卫和警宪部队的护送下，移住秋林附近的官庄村。正在病中的赵戴文也逼令同行。在官庄，阎与其夫人和侍秘人员住一院，赵戴文另住一院。阎怕赵阻挡他进攻牺盟和新军，便派卫兵把守住赵戴文院子的大门，借口说赵有病，不许任何人进去干扰。而阎锡山自己却一日几次去赵那里，明为探病问安，实则监督其行动。阎每晚把通往陈长捷总指挥部的电话让副官和我们侍秘人员轮流守听。每天白天，还让我回秋林转转，以示他还在秋林。这样一直紧张了三四天，我们才盼得可以早睡了。从此以后，牺盟和新军成了阎在内部的肃清对象，发现有联系的人，一律清除。一次，阎对我说:“这样也好，孙悟空终于跳出了牛魔王的肚子，我们可以安心革命了。” 后来，阎把“晋西事变”的责任推到了梁化之身上，撤销了梁的一切职务，并将其送交重庆蒋介石处理。梁在重庆受训3个月，被蒋委任为三青团中央干事。1940年秋，梁化之回到克难坡，仍为阎的亲信。阎命梁搞”文人组织”，与王靖国的“铁军组织”相对抗 (注:杨怀丰先生曾任阎锡山的记录秘书、同志会干委会主任、山西省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