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关注妇女问题生活之源.docVIP

李大钊关注妇女问题生活之源李大钊一生著录文字甚多，留给社会丰厚的思想财富：其中，有不少篇章著述了他对妇女生活现状的观感，表达了他对妇婴幸福生活的展望。木皆有本，水皆有源，是什么拨动了李大钊的心弦，让身为男性知识分子的李大钊如此关注女性问题? 感同身受：妻子的温良娴淑、持家有方 李大钊是个遗腹子，离出生尚有三个月，父亲就病逝了，而母亲在他出生后一年多也撒手人寰。年已60多岁的祖父从此开始了对李大钊18年的抚养。可以说，祖父对李大钊幼年时期的性格形成、兴趣爱好和学习方式的养成，以及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初步确立等方面，给予了重要影响。他虽然有祖母，但祖母却不喜欢这个过继的孙子。因而，在李大钊的幼年成长时期，是缺失母爱的 1899年，祖父让年仅10岁的李大钊和本村已满15岁的赵纫兰完婚。赵纫兰读过书，能看懂小说，正直朴实，温顺贤惠。在与李大钊结婚后，勤俭持家。里外操持，一次次帮助自己的丈夫出外求学。在丈夫将自己的薪金贴补给困难的莘莘学子，或是捐出大部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而导致举家炊食困顿时也无怨言，坚忍地站在丈夫身后，勤勤恳恳地支撑起家庭。对于缺少母爱的李大钊来说，妻子也许扮演了既像姐姐又像母亲的角色。也许正是从妻子赵纫兰身上，李大钊首先感受到了女性特有的母性慈爱，感受到了一个母亲对于家庭和睦、爱意充盈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随着他的成长，妻子的端庄柔美和温婉娴淑，想必也越来越引起他的注意。而妻子担负家庭重担时的坚忍和包容，处理家务时的聪明和干练，支持丈夫远离家乡求学时的果敢和识见，支持丈夫从事革命工作时的大度和勇气，又给了他从各个角度认识女性的机会，让他在自身感受中，体验到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感性认识，所以李大钊在文章中一再强调“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和慈爱的气质”，一再强调把妇女排出于社会生活之外，社会就会变得“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和干燥”，生活就会变得“缺陷、粗粝、偏颇与单调”。可见，李大钊对于女性特点和社会作用的认识，首先建立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体验之上 耳闻目睹：城乡下层妇女的悲惨现状 李大钊出生成长在河北乡村，因而从小就熟稔乡村妇女的生活状况：“当时，我们家乡有许多穷苦农民为生活所迫，到关外去谋生路，家里抛下了老人、妇女和孩子。妇女们便担负起全部农事劳动，从耕、种、耘、锄到收获、打场，哪一样不靠她们去干?回到家里，她们仍然得不到歇息，除了侍奉公婆外，还得抱起碾棍，忙活当天要下锅的米”。此外，农村中还盛行着缠足、戴耳环等风俗，妇女也没有受教育权，社会舆论还非常鄙视妇女改嫁，等等。在他的青少年时期，这些都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当他开始关注妇女问题时，这些平素熟视无睹的现象首先便会跳入脑中，引起思考。到北京大学任职后，他甚至利用假期回老家的时间，了解各家妇女的情况，细致认真的进行调查，尽一切可能向父老乡亲宣传要给女孩“放足”，要送女孩去读书，不要沉溺于赌博和迷信。与他对于城市下层女性生活的了解相比，李大钊对乡村妇女的悲惨生活更具有感性认识，因而也更充满深切的同情 对城市下层妇女，包括上海街头见到的妓女等，李大钊的分析似乎更为理性。但不论是乡村妇女，还是城市下层妇女的悲惨生活，都曾触痛过李大钊的神经。一旦李大钊开始关注、探究中国妇女问题，这些曾经耳闻目睹的生活积累就成为一种力量，随时在脑海中闪现，自然流露于笔端，促使他关注中国妇女的命运，督促他设法去寻求道路来改变这不平等的状况。同时，对下层妇女状况的熟悉也使他清楚地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妇女的首要要求：“无产阶级的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 异乡冲击：苏俄妇婴的幸福生活 1924年6月，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他和五位代表在莫斯科附近参观了大约两个半月。在苏联，李大钊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妇女的权利、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他后来曾对女儿说起参观的情形和认识：“最使他感兴趣的是工厂附设的婴儿室……父亲认为，中同只有大批开设托儿所、保育院、幼儿园，才能把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妇女，从封建的家庭中解放出来。”李大钊在女高师讲授社会学的时候，就注意儿童公育问题。在那时，他讲的完全是理论和设想，至于如何具体实现儿童公育，还没有实践的机会。但在苏联，李大钊关于妇女问题的许多理论和设想，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苏联妇女、儿童的幸福生活，让李大钊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仰，成为他继续推动中国妇女解放前进的强大动力，使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更具世界性 从身边做起：青年女学生、中层妇女 李大钊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是在乡村私塾中完成的，1905年转入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进入天滓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六年，1913年6月毕业后赴北京办《法言报》。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