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栖殚精竭虑推行责任田前前后后(上).doc

桂林栖殚精竭虑推行责任田前前后后(上)丰 碑 1959年至1960年间，由于“左”倾路线的肆虐，安徽农村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出现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度低落，农业生产大幅度减产的情况，全省粮食产量跌到谷底，农村绝大多数社队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现象。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以曾希圣为第一书记的安徽省委，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文过饰非，而是深刻反思，主动自责。经过分析研究，从工业生产计件工资和高级社时期有些地方实行的“包产到户”办法中得到启发，决心从农业生产责任制入手，闯出一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路来。于是，1961年2月14日，曾希圣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责任制办法（简称“责任田”），决定先进行试点 经过一年的大胆探索和艰苦实践，责任田以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显示了它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的巨大优越性。在短短一年中，安徽几千万农民深受其惠。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94.5亿公斤，比1960年增产27亿公斤，增长40％。由于粮食丰收，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农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农村非正常死亡现象得到了制止,群众称赞责任田为“救命田”。不幸的是，仅仅试行一年的责任田，在“左”倾路线摧残下于1962年夭折。然而，其生命力依然顽强地存在。到1978年，更演变为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中国改革大潮的兴起。在纪念安徽推行责任田50周年前夕，我们不该忘记，为推行责任田殚精竭虑、冲锋陷阵的桂林栖。笔者现将亲历、亲闻的桂林栖推行责任田的点点滴滴，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点 火 1961年推行责任田时，桂林栖是安徽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 1961年2月下旬，由张立治、赵岭峻、陆德生、周曰礼4人组成的省委工作组在曾希圣领导下，到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联产到户的试点。10天后，试点结束。3月6日，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南新庄队试行责任田的办法，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扩大试行责任田。会后，根据曾希圣亲笔写的提纲和书记处讨论的意见，桂林栖和省委办公厅的同志一起，连夜写出了《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3月7日上午，桂林栖主持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根据曾希圣的意见，决定由省委书记处的同志携带这个草稿(不是正式文件)，分头下去传达，组织试点。当天，曾希圣赴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故从2月7日至3月28日这21天中，全省试行责任田的工作，实际上由桂林栖主持 3月7日下午，当时在桐城县委办公室工作的我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桂林栖8日上午来桐城，传达省委关农村工作的新精神。上午10时许，桂林栖一到县委机关，便立即召开座谈会，安庆地委第一书记许少林、枞阳县委第一书记康兆郁接到通知已先期到达。会议一开始，桂林栖就开门见山地传达了省委《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的问题(草稿)》。接着，他详细介绍了宿县老农刘庆兰带着患肺病的儿子上山开荒，收获1650公斤粮食、上交大队900公斤、还交了60元现金的事迹。他说：“曾政委说：这个人到底是走社会主义路线，还是单干?我肯定，他是走社会主义路线。为什么?因为自己生产3300斤粮食就交了1800斤给集体，这是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他又介绍了省委在南新庄搞责任田试点的经过和做法，兴奋地说：“南新庄试点10天，收到了立竿见影之效。”他以毋庸置疑的口气，明确地表明他对责任田性质的看法：“看来，实行这个办法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符合中央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政策，对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加强社员的责任心、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定会产生实际作用，这也是彻底克服五风最好的办法。”他要求安庆地委和所属的13个县委，认真贯彻省委意见，大胆试行，先抓好点，然后推开。与会人员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时任桐城县委书记的张安国说，桐城双季稻面积大，搞这个办法，矛盾可能多一些。桂林栖针对张安国的思想顾虑，说出自己的意见：“桐城可以先搞几个公社试点，来个对比，但旱地可以全部到户。先来个水统旱分，明年再全面推开。先在石河公社红旗队我那个点试验，叫吴可银大胆地干，出了纰漏子我老桂子负责。”（桂林栖1958年至1961年在桐城蹲点时，选择红旗生产队为自己的点，结识了不少农民朋友，吴可银是红旗队队长。）桐城座谈会以后，安庆地区13个县在地委领导的积极推动下，迅速将责任田由点到面推开，后推广面达到91％。凡推行责任田的社队，均获得农业丰产丰收。在推行过程中，创造不少经验。如地委及时总结的怀宁县三桥公社开展以“五统一”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的做法，还涌现出一大批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干部。所有这些，都与桂林栖1961年3月8日去桐城“点火”，后又多次到太湖、潜山、怀宁、枞阳、桐城等县直接指挥、精心指导紧密相关 探 真 为什么桂林栖能在那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