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北平大学区风潮.docVIP

民国时期北平大学区风潮发生于1928年6月，结束于1929年6月的北平大学区风潮，是一场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改革教育行政制度而引发的学界反抗运动。该风潮的发生与南京国民党政权改革教育的举措密切相关，诱发此次风潮的原因，则在于当时大学区制度在北方之实行 从1928年11月29日发生北京大学学生为争取北大复校独立而冲击北平大学办公处及校长住宅开始，至1929年8月，在平津、河北等地先后爆发过针对北平大学及北平大学区的一系列反抗风潮。它们与“1129”事件(按：指北大武力护校事件)前北平学界反对北平大学等事件构成了北平大学区风潮。这场风潮的发生不仅反映了北平大学区内，在校师生及各学校当局为各自的切身利益之争的实态，也揭露出南京政权内部诸多政治派别插手教育管理权的实际斗争状况 (一) 1927年6月至1929年6月间，南京国民政府对当时中国教育行政制度进行了一次尝试性的改革，施行了大学院及大学区制。该制度之酝酿始自国民党尚未统一中国之时，1926年2月自欧返国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在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及政府工作时，联络李石曾等同仁提出了成立大学院并试行大学区制的主张。作为该制度的始作俑者，蔡、李诸人曾旅法多年，深受法国教育学说的影响，并倾心于法国的教育制度。在他们看来，中国长期以来，教育深受政府腐败之影响，不仅教育行政不良，而且学校的学术及教学质量也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出于改革教育行政和变教育官僚化为学术化的目的，蔡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了变更教育制度的议案。1927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试行大学区案及组织条例》，同月又通过了《大学院组织法》。1927年6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批准在粤、浙、苏三省试行大学区制，后因广东有特别情况暂停，故而大学区制只在江浙两省试行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奉系军阀退往关外，北京奉系时代的“京师大学校”解体。此时以原北大为首的北京各校则开始了谋求复校独立运动。当时报载“北大方面，则主张推翻京大，仍复旧观，文理法仍称北大”，北大学生在北大复校宣言中不仅流露出对于北大精神得以恢复的极其喜悦之情，而且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北方教育的未来发展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这亦可以看作是北京或是北方学界对南京政府未来教育举措的一种企盼。但是，6月9日南京政府的一纸北平国立九校改称中华大学的命令，使北平学界顿失所望。而国府又于7月31日正式公布全国划分出北平、江苏、浙江、广州四大学区，“北平大学区由李石曾以中华大学的名义进行筹备”。尽管大学区制下的中华大学与奉系“京师大学校”在本质上根本不同，但以北京大学为引领的北平学界仍然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北伐成功后，北平学界及北方社会舆论界对于北方的文化教育建设均十分关注。从1928年7月至北大学生武力护校事件发生前，社会舆论始终在注意北方教育的可能走向。当时，天津《大公报》一系列社评称“北平之特色，即在文化之价值，故最宜设为教育区”，而且现在北平“离开政治中心已远，环境静穆，最宜于学者讲学青年读书之用。政府果有建设北平文化区域之诚意，但须首先就目前已有之教育事业，维持整理，分期扩张。集中全国之大师专家，宏开讲舍，吸引南北青年好学之士，负笈来就”，振兴学术，发展文化。此外，舆论界亦认为“ 新中国先从新北平做起，而新北平又以新教育事业发其端”，由此可见当时北方各界对于南京政府的未来教育规划是较为充满信心的 但另一方面，当时各界对于北平教育状况及前景也不乏忧虑，这是因为北平原为前清及北洋政府立都之所，受旧习影响之深，各机关作风恐难以一时改正。北平虽然仍有文化故都之名，但学界“积习已深，出主入奴，党争尤甚于政界，非有断然之决心，万难为彻底之改革”。另外，北伐后的南京政府对北平教育界的相对“冷淡”，也引起当时舆论界及学界的不满，他们亦对政府及教育当局多次提出警告，或是函电催促当局早施办法，解决当时至关重要的教育经费问题。尽管南京政府对北方学界的“冷淡”事出有因，但政府迁延月逾而造成的北平学界“迄无接办之进行，……或办或停，在前竟无一人负责，甚至校役断炊，教员觅市，师生惶惑。上下不安，办理多年具有历史之国立九校，宛有与北平首都同时被取消之趋势”的现象，多少让人感到心寒 在“1129”事件发生前，各界对于北方，特别是北平教育的关注，其实显示出在政权易手之后，民众期盼社会稳定的一种心理愿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华大学及后来的北平大学、大学区相继出台，北平学界的反对之声已经微澜初现，细查之则可发现此事仅为北大、北师大、天津北洋大学较为积极，且各校护校目的相差甚远。可见，当时学界对于大学区制及所谓为恢复校名之争并非焦点，而其焦点之一则在于国民政府在北伐胜利后，没有切实解决教育经费问题，此不仅涉及师生，也关涉依靠学校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