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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调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政府为了遏制日本扩张和削弱以苏共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实现其称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梦想，利用国民党政府反共特性，插手中国内政。美国在抗战前后进行了两次调停。表面上是调停国共双方矛盾，实质是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达到消灭共产主义的目的。因此在不公正的情况下，调停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调停只是延缓了内战的爆发。 （一） 美国充当调停使者是在国内政治压力和国际形势的推动下实现的 第一，来自日本的威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东北，美国政府为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伪装中立，企图以牺牲中国拉拢日本来保住美国的在华利益；同时促使日本对阵苏联，成为它在远东反苏的前沿。而七七事变的爆发，使美国上层改变了策略，利用中国遏制日本的扩张，实现它“先欧后亚”的方针。但历史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先欧后亚”方针破灭，美迫切需要中国抗战，以利其在太平洋上作战 然而，国民政府一心想打内战，对日作战消极，相反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积极抗击日军，美国政府由此断定中共这一抗日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内战的爆发只能削弱抗日力量，因此提出充当国共两党之间谈判的调停人，希望中国内部力量团结一致抗击日军 第二，来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迫使美国在抗战胜利后再次充当国共间的调停使者。当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际，美国把战后如何对付苏联当作主要问题。认为中国是苏联在远东的扩张工具，由此做出继续支持国民党的决定。1944年10月以“史迪威事件”为序幕，美对华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美新任大使赫尔利公然宣布，美只同蒋介石合作，把中共看成是苏联的代理人。于是抗战胜利后，帮助蒋运送部队到各个战略要点。然而经过几番较量，美国感到内战条件尚未成熟，于是继续玩弄和谈阴谋，制造了第二次调停 第三，来自美国内部官员及一些有头脑的记者的劝告。当日本侵略日益加深之际，美国政府派官员到中国静观事态的发展，以便及时了解中国国情。而一些有正义感的记者如谢伟思、斯诺等自愿来到中国，甚至到解放区战场了解实情，向政府提出建议 为了了解中国，1938年卡尔森作为总统特使第一个到中国并进入解放区。他将所见报告白宫，吁请美国援助中共，这将有助于打败日本，并获得中国最生气蓬勃和最进步的政治组织的友谊。卡尔森和亚内尔上将不断向国务院和海军部发出警报“日本人看来定要征服亚洲，否则死不甘休” 斯诺、谢伟思等对中国有着更深刻的了解，他们确信民族主义在战后将席卷亚洲，美国必须“顺应历史潮流而动，而不能与之对抗”，替代办法是疏远国民党，与共产党人建立政治联盟 史迪威将军和战略情报局的成员也提出上述理由，希望国共合作 （二） 正如1938年，中国行将败北的形势首次促使罗斯福下决心援共一样，1944年日本再次发动的攻势又促使罗斯福再次接近共产党。国民党在华东的溃败，使美国不得不对国民党成为战后亚洲的大国表示怀疑。罗斯福决定在限制俄国人插手的同时，让共产党以“小伙伴” 身份参加政府。1944年7月下旬由美国观察员组成的“迪克西使团”首次到达了解放区 1944年9月美国正式介入国共谈判。1947年1月罗斯福召回马歇尔，调停失败。这期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1944年9月――1945年10月，这个阶段主要以抗战为目的；二是1945年12月――1947年1月，这阶段是拖延时间，为蒋介石打内战做准备 其实严格说来，1944年7月以前还有一个消极、单方面调停阶段，表现为1941年2月美国政府派总统特使劳克林#8226;柯里劝说蒋介石以大局为重，勿打内战，首先抗日。但此时一是日本还未把矛头直接对准美，二是美国对中共还处于观察、戒备状态，故未派代表与中共沟通，参与国共间的调停 第一阶段：1944年9月――1945年10月 在史迪威等军事外交官的积极建议下，1944年7月罗斯福总统派出以包瑞德为首的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观察组在延安受到欢迎，与中共建立了友好关系。但史迪威等人的主张，遭到蒋介石的反对，美迫不得已调回史迪威，撤走延安调查组。1944年9月罗斯福派赫尔利以私人代表的身份抵达重庆。赫尔利以所谓“第三者”身份，要求调处国共关系。11月7日赫尔利到达延安，同中共进行谈判 在当时的形势逼迫下，他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成立联合统帅的主张。由于他延安之行的目的是摸底，因此回到重庆，就完全背叛了自己的诺言，积极扶植蒋，要求中共把军队交给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或由美国人充当统帅，国共两党各派一人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国军队。然后由蒋介石给共产党以“民主”，承认其“合法地位”，并“邀请”若干共产党人到国民政府里去“做官”。这充分暴露了他扶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