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禁烟禁毒运动.docVIP

简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禁烟禁毒运动[摘 要]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大肆推行毒化政策,加剧了鸦片烟毒的泛滥。华北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而且也为今后的禁毒工作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 华北抗日根据地 禁烟禁毒运动 经验教训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地区实行了卑鄙的毒化政策。华北大地鸦片泛滥,烟毒横行,社会经济凋敝,社会风气败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华北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制定了禁烟禁毒的法律、法规、条例,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烟禁毒运动。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推动抗战时期禁毒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大力推行毒化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之后,为从精神上、物质上摧毁中国人,在华北大力推行毒化政策,其方法无所不用其极。首先,明令划定种烟区,强迫农民种植鸦片。1939年,晋北地区种植罂粟面积超过1万亩,鸦片产量超过10500两。1940年,大同、阳高、天镇等12个县种植罂粟16万亩,鸦片总产量129355两。1942年,日伪又划定其它26县为罂粟种植区,强迫所有百姓种植罂粟。仅太古一县,罂粟种植面积就超过6000亩。在山东,中国军队仅在莒县、蒙阳、临淄等地铲除的鸦片田就达835.95亩,此外还有大量未铲除者。在察哈尔,日本人组织了一个鸦片管制总局,大力推进鸦片种植,广征鸦片捐税,到1942年,除怀来县外,其它的县都大面积种植了鸦片。日伪在察哈尔南部划定所谓南察种烟区,鸦片地超过50万亩[1]。其次,设置大规模造毒工厂,提炼毒品,贩运各地,毒化人民。日寇用尽各种方法,逼迫人们吸毒,还将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掺入纸烟内,使吸烟者无形中养成吸毒习惯。山西太古各县各乡都设立无数烟馆,销售大量的鸦片、海洛因、白粉等。一半以上的居民为瘾君子,甚至不满9岁的孩子也出没于烟馆 可以说,日伪的毒化政策给华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其一,吸食毒品严重摧残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使人体质下降,过早衰老,萎靡不振。至于士兵一旦吸食,则抗日意志和精神完全丧失。其二,日伪不但在沦陷区大量制毒,还向根据地和大后方贩运,从而掠夺了中国大量财富。其三,使中国家庭破败,经济破产。无数居民吸食鸦片,致使田地村庄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如义望村原来住户千家,楼阁林立,风景雅致,后则大半拆毁,典卖一空,断垣残壁,触目皆是。居民减去一半,每日能吃三餐者极少,且朝不保夕[2]。其四,根据地的官员染上毒瘾后则走向贪污腐化,严重损害了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形象 在游击区和新解放的地区,由于受日伪毒化政策的影响,鸦片危害也很严重。如寿榆的田家湾有54户,370人,吸毒者达30户,123人;又如邵文村,全村169人,即有33个吸毒者,每日消耗在300至400元,村长、中队长、指导员都是吸毒的能手,贪污腐化,压迫群众。3家大户因吸毒彻底垮掉,12户废败了,卖掉了9个青年媳妇,4个儿女,卖掉和荒芜的土地在600亩以上[3]。结果村中一切负担都落到不吸毒的人头上了,不仅影响了全村的团结,而且各种严重问题接连不断出现,大家一致认为如再不禁毒,一切工作都不能顺利进行 二、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依法严厉禁毒 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把华北人民推进了毒品的深渊。面对如此强大的恶势力,禁烟禁毒工作必须依靠政府力量、运用法律手段,严厉制裁违法犯罪分子。因此,华北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颁布了许多禁烟禁毒的法律、法规、条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39年2月颁布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严禁播种罂粟的命令》、1941年7月颁布的《晋冀鲁豫边区毒品治罪暂行办法》、1941年11月颁布的《晋西北禁烟治罪暂行条例》、1943年4月颁布的《山东省禁毒治罪暂行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条例的主要内容包括了禁种、禁吸、制造贩运、奖惩以及对军政人员的特别要求等各个方面 1.严禁种植罂粟。罂粟为烟毒之源,禁烟首先要禁种罂粟。晋察冀边区发布的禁种罂粟命令指出:“播种罂粟,病国害民,早已悬为严禁,惟自敌寇进犯以来,厉行毒化政策,到处强迫播种。而无知愚民,竟有受其欺骗秘密偷种者,若不严加禁绝,将见生产日减,毒氛日炽,影响抗战殊非浅鲜。现值春耕将届,罂粟不日下种之期,合再重申禁令,仰该县长认真查禁,彻底肃清,倘有偷种,一经查获,即按中央禁烟治罪暂行条例严重处办。除分令外,仰遵照,并布告该县民众一体周知为要。”[4]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政府在《晋西北禁烟治罪暂行条例》中规定:“意图制造鸦片而栽种罂粟者,处死刑。”[5] 2.严刑惩处制造、买卖、贩运烟毒的人犯。《晋冀鲁豫边区毒品治罪暂行办法》规定,制造毒品者,处死刑;以运输毒品或包庇运输为常业的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贩卖毒品的处死刑;吸食毒品者超过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