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爱国思想形成.docVIP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爱国思想形成今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发生70周年。毫无疑问，抗日救国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但是，张学良爱国思想的形成却往往容易被人忽略。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杜重远、阎宝航等左派人士对他的正面影响 早在青少年时代，张学良就喜欢接触进步人士。早年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期间，由于与张伯苓、普赖德等中外进步思想家的接触，他较早地接受了进步思想。张学良在《杂忆随想漫录》(即张学良自传)中曾经亲笔写道：“我对于青年会的体、德、智、群，任何的集会，我皆竭力去参加。对于我的思想行动，影响不小。”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这位东北军少帅爱国思想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如果说此前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仅限于“皇姑屯事件”的“杀父”之仇，那么在失去热河、出国赴欧以后，就变成了心中愈燃愈旺的民族仇恨 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并驻节武汉期间，即开始频繁接触中国共产党人或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进步爱国人士。这些人士当属东北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对张学良思想进步影响较大。例如杜重远，他本人当时虽然不是中共党员，然而由于他自九一八事变后，在京沪一带积极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以与中共人士有着非常密切的接触。张学良与杜重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XX年代杜从日本留学归沈初期。作为实业救国的先进分子，杜重远开始与张学良结为至友，并一度充任张学良“司令长官公署”的秘书，深得张学良信任。1935年张学良在湖北和陕西督军“剿匪”，因与红军作战屡次损兵折将而陷入彷徨状态，恰好杜重远因其主办的《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触怒日本，故而杜重远便以“侮辱天皇”的罪名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逮捕。张学良对此义愤填膺，但又无可奈何，他私下曾对记者激愤地表示：“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杜重远是因为抗日救国而坐牢，这是他的光荣!”在西安他又私下对身边人说：“杜重远虽然不是共产党，可他的思想意识与共产党非常接近。我就是从他的来信中才对共产党产生好感的。” 张学良有这样的看法，起因于杜重远在狱中不断给时在西安主持军务的张学良寄发的信件，应该说杜重远是力劝张学良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的第一人!而杜重远此时从南京监狱寄给张学良的几封信，则成为张学良日后急于寻觅中共党人的最初思想萌芽。所以，1936年张学良决心发动西安事变前夕，曾于当年四月密赴上海，与刚刚获释的杜重远见面。就在这次张、杜历史性的会面中，杜重远郑重建议张学良与共产党迅速接触，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杜重远的意见得到张学良的认可并马上付诸行动。同时，张学良这次来沪也面晤了沈钧儒、黄炎培、邹韬奋等一批爱国人士。张学良事后承认：“被他们的言语激动，使我热血沸腾了。” 张学良从那时起就通过杜重远等人在上海设法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盼早日与陕北的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谋面，以期共商救国抗日大计 在西北期间，对张学良联共思想产生影响的另一个东北籍人士，就是张学良1918年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结识的好友阎宝航。西安事变发生前的阎宝航虽然也不曾加入中共，然而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即从沈阳来北平，并又前往上海组织“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其间阎宝航已与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有过接触。也就是说阎宝航的政治思想早在张学良出国期间，即由“民众救国请愿团”的组织者演变成与中共相当接近的左派进步人士。而张学良对阎宝航的信任，则先基于在东北主政时的私人友情，后感佩于阎宝航组织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而阎宝航在张学良易帜后积极组织“辽宁抗毒会”及创办进步刊物，则构成了张学良思想回右转左的动力 阎宝航是1935年张学良在武汉成立“东复会”的重要成员，同时又是张学良倡导的“四维学会”常任理事。由于阎宝航已成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所以经张推荐，阎宝航嗣后得以进入南京政府，出任由蒋介石任命的“新生活促进总会”的书记和总干事。张学良在湖北期间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就源于当时已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周恩来十分接近的阎宝航。其时，张学良对奉蒋之命出任豫皖鄂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曾深怀忧疑，而对马列主义在中国日渐传播的现状更是备感困惑。于是有一天他向阎宝航问起：“共产党能在险恶形势下成功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说明他们有坚牢的思想基础。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中共的思想基础为什么比我在欧洲见识过的法西斯还要强大?其原因究竟在哪里?”阎宝航答：“据我所知，中共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根本，就在于他们掌握了马列主义学说，也就是唯物辩证法!”张学良听了十分振奋，要求阎宝航尽快为他找几本马列主义理论著作来读。虽然这种书在当时中国尚属“禁书”，但求知欲甚强的张学良还是从阎宝航手中接过几本马列主义著作，而且认真地阅读起来 这时的张学良已经认识到自己多年在东北接受的唯心主义教育，已远远不能适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峻现实。所以，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