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卫生防疫工作.docVIP

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卫生防疫工作[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各种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晋察冀边区疫病流行,人畜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是抗战的基础和保障,疫病泛滥严重地威胁着抗战的基础,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十分不利。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并大力推行卫生防疫运动,将其作为晋察冀边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边区的人畜发病率、死亡率逐步下降,防疫工作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晋察冀边区 卫生防疫 关于晋察冀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研究,一直是学者研究和关注的焦点,而对晋察冀边区卫生防疫工作的研究,学者涉及的相对较少。笔者针对近年来对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卫生工作研究的薄弱状况,力图对晋察冀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作一个初步的探索 一、边区疫病流行状况及成因 晋察冀边区地处交通闭塞、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极度落后,医生贫乏,疾病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死亡更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疫病流行,1939年秋至1940年夏涞源、易县疫情严重,在调查的110550人中发病人数为70040人,占到了63.4%,死亡人数为177000人,死亡比例高达28.8%。[1](P557)1943年10月14日,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队报告,灵丘县五区乞回寺村健康人数仅占4.1%,病人中疟疾占67.7%,回归热占7.5%,感冒占6%。[2]1944年2月,灵丘南部病人占全部人口的40%,其中青壮年占一半,阜平、平山、行唐等县,病人也经常占全部人口的1/4,有的村庄一家家的病倒数十户。[3]从1944年秋到1945年春,晋察冀边区的曲阳游击区再次有麻疹流行,七区岸下村及附近几个村,一个多月就死了300余名儿童。[4]在1945年2月16日前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罗庄村全村16岁以下儿童743人中患麻疹的达366人,占总数的49.2%,死亡47人。[5]以上数字足以说明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疫情非常严重。抗战八年,边区“人民发病数为4000余万人,死亡为240余万人。这是仅以疫病流行时期最低的估算”[6](P568)。抗战期间之所以频繁爆发大规模的疫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1939年以后,日军在晋察冀边区实行频繁的“大扫荡”,日军所到之处反复“扫荡”,“房屋被烧,庄稼被毁,村庄被抢劫一空,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7](p537)。边区的生产力水平急剧下降,生存环境严重恶化,造成群众的身体素质下降,对疫病的抵抗力减弱。在这种情况之下,病毒就很容易趁虚而入。如1941年秋,日军“扫荡”过后,晋察冀北岳区患病达10万人,病死的仅盂县平山就有1万多;1943年冬敌寇“扫荡”后,仅灵寿县24个村子7400人当中就病死了814个;1943年敌寇“蚕食”灵寿行唐地区,灵寿三区患病人数达3784人,死亡1295人。[8]日军在进行军事“扫荡”的同时,还残忍地施放病菌和毒气,导致疫病迅速扩散。如1941年夏,日军在大清河沿岸散布霍乱、伤寒病菌,造成疫病流行,死亡众多。[9](p100)1942年2月,日军在定县一带散发大批疫鼠,仅油味村附近就丢了72只,造成当地鼠疫流行,油味村几天即死亡70人。1942年,日军对正定、无极、深泽等地区“扫荡作战”后,亦到处释放疫鼠和带有病原菌的跳蚤,形成鼠疫。[10](p93.94) 2.不良的卫生习惯所致。边区地处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的乡村,长期以来边区民众的不良卫生习惯已根深蒂固,由此直接导致了大量可以预防的传染病流行,给军民的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由于饮食不卫生,带来了伤寒、痢疾;由于身体、衣服、被子不卫生而生虱子,造成出水斑和回归热;由于旧法接生,使大部分婴儿得四六风死去。边区还有不少地方是人和畜牲同居,造成环境卫生和公共卫生严重障碍,大大影响了人的健康”。[11](p123) 3.受边区巫神盛行的影响。晋察冀边区因为文化的落后导致巫神盛行,民众遇到疾病时不去找医生,而是听信巫神,致使病人延误最佳的治疗时间而死亡。如1945年1月,曲阳游击区流行麻疹,七区岸下村高洪亮13岁的儿子考儿得病后,起先找个当村的巫婆不顶事,后来又找了一个看牲口的医生,看了3次也没有效果,结果病故。七区东诸侯村有一个巫婆的儿子名叫春子,患了麻疹,因不听医生的话,结果也死了。[12]此外,接生知识的贫乏是造成妇女、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由于缺乏妇产科医生,产妇多由接生婆接生,她们用没有经过消毒的剪刀割剪脐带,致使产妇的感染率大大提高。有的群众遇到产妇难产时还请巫医跳大神,结果导致产妇和婴儿一起死亡 二、边区卫生防疫的措施 晋察冀边区疫病流行对边区发展生产、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十分不利的。鉴于此,边区政府对防疫工作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