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研究中一份常被误读电文.docVIP

长征研究中一份常被误读电文历史档案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历史档案在后人眼里往往会有许多模糊和疑问，使得研究者难以准确运用而影响研究的结果。红军长征中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时，张国焘企图扣留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的一份电报就是其中之一。这份电报在许多重要的著述中都普遍加以引用，但正确解读者却基本未见。 究竟是“听”还是“不听” 1935年9月8日上午9时，右路军总指挥部的陈昌浩、徐向前鉴于左路军的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当时决定的北进方针，向张国焘发出急电：“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 当晚22时，张国焘复电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随后，张国焘又电令左路军的31军政委詹才芳：“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尔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往――笔者）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蕃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就是这一电令，许多重要的年谱、传记和文章在引用时，都对电报内容作了关键性的修改。如《毛泽东传》不直接引用：“９月８日，张国焘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阿坝、马尔康地区的部队，飞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王稼祥传》完全相同：“9月8日，张国焘电令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命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叶剑英传》又有所不同，在直接引用中加了个“不”字：“张国焘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于9月8日电令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毛泽东年谱》与《毛泽东传》的解读完全一样，只是去掉了一个逗号：“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 尽管上述重要著述都比较详细地引用了张国焘的这份电报，并且都把电报中的“听”改成了“不听”，却都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份电令执行的结果，也就是蔡树藩究竟有没有被“扣留”。与此同时，也制造了一个问题：蔡树藩如被“扣留”，究竟是因为他“听”还是“不听”？ 不能把“听”改为“不听” 这么多重要的著述没有直接引用这份电报，却对这份电报进行各种技术性处理，目的都是为了把“听”改为“不听”，又没有提供任何依据，确实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毕竟这是截然相反的解释。这种情况的普遍出现可能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受了《红军长征“此句，档案原稿如此。”编辑人员显然是在质疑电报是否脱漏了一个“不”字；二是思维定势，认为蔡树藩如果“听”张国焘的命令自然安全，惟有“不听”张国焘的命令才可能被“扣留”。事实上，这两种解读都是误解，因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对张国焘的这一命令，当时蔡树藩如果“听”了，就可能在劫难逃；惟有“不听”，才能避免被“扣留”的危险 完全可以肯定，历史当事人，或者说命令的执行者，在收到张国焘的这份电报时，因为身处历史场景而绝不会有所误解。要知道战争期间的这种军事命令，如果疏漏或增添一个关键的“不”字，执行就会相反，其严重后果可想而知，执行人员或通报双方的报务人员更是难辞其咎。因此，这类完全颠倒指挥员意图的电报错误是基本杜绝的 时过境迁的今日，众多的重要著述之所以想方设法给当年的电报档案擅自增添一个“不”字，主要是因为不了解张国焘发出这份电令的意图，以及军委纵队当时所处的具体地理位置 如果把命令按照“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来认定，那么当时正在率部北上的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就只有两种结果：如果“听”，那他及其所部就会南移马尔康；如果“不听”，那就会被“扣留”。因此，不管蔡树藩“听”还是“不听”，都不可能再参加中共中央随后举行的俄界会议了。然而事实根本不是如此 据彭德怀9月10日17时给林彪和聂荣臻的电报：“中央今日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拿（拉）界，明日到鹅（俄）界。”接着蔡树藩就参加了俄界会议：“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俄界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可见蔡树藩既没有因为“听”而南移马尔康，更没有因为“不听”遭“扣留”，而是与中共中央一起北上并参加了俄界会议。这就足以证明把“听”改为“不听”是错的 那么怎么正确理解“听”呢？关键是必须了解当时左、右两路军具体的北上路线，因为当时的军委纵队也已经一分为二了 左路军的北上路线 据《彭德怀年谱》1935年8月8日记载：“中革军委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