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他辛亥革命论说.docVIP

陈独秀与他辛亥革命论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对陈独秀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对辛亥革命成败经验教训的回味、思索，一直是陈独秀思考近代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和参考系。因此，研究陈独秀关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其纷繁复杂的思想认识。学界关于“陈独秀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以往多侧重于探讨陈独秀是否参加了辛亥革命，以及他在辛亥革命中发挥多大的作用等方面，而对于陈独秀是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问题则鲜见研究，本文拟就此略加探讨。 辛亥革命性质与地位评说 一般而言，辛亥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辛亥革命是指从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到1913年“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为止的革命活动；而狭义的辛亥革命特指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陈独秀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主要是就其广义而言的。对于这场长达十数年的革命运动如何定性，乃是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不容回避的问题，这关系到要不要继续进行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的重大问题。经过一番艰苦思索，陈独秀终于对辛亥革命得出了较为科学的认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反对袁世凯独裁专政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一度过着清苦的生活，甚至“静待饿死”，意志也比较消沉，自以为“堕落不堪”。但是每当想起赵伯先、杨笃生、吴梦侠、陈星台等革命先烈们“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有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不惜自戕以励薄俗”时，他就深感“愧对亡友”。于是，陈独秀在苦苦的沉思中探寻着新的革命出路，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于是发动了新文化运动。遗憾的是，在此期间，陈独秀并没有从革命性质的高度去考量辛亥革命，也没有对辛亥革命的性质进行全面的总结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开始注意到对辛亥革命的定性问题，并着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进行思考。到国民革命运动正式爆发前夕，他对这一问题已有了明确的认识。陈独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有了17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遭到“封建派压迫”后，“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制剧烈的开始表现”，并且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因此，“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同时，他又敏锐地觉察到辛亥革命与“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不同的，它“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实质上是反帝反封建的。陈独秀指出，革命党人的理论为“由推倒满清而革新自强，由革新自强而挽回权利”，因此，“辛亥革命，在实质上，是对内推翻满清统治，对外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总之是建设民族独立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与革命性质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结果。若认为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则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要么就要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若认为是失败的，则还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以实现国家独立富强。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满族的统治，丝毫没有侵犯到帝国主义在华的权利，因此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问题之一：国家独立与统一”，因而，它主要是失败的，“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由此可见，陈独秀对辛亥革命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它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这也是数十年来官方和学界对辛亥革命结果分析中的主流观点。此外，陈独秀还将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政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又“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称帝，清帝复辟，南北战争等不断灾难的后果”。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对因革命失败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深有体会。面对革命失败后国家的残败局势，他痛心地指出，“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可见，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外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瓜分，内没有实现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人民“仍然是帝政底下的奴隶，并不是共和政治底下的自由民”。更为糟糕的是，一方面“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另一方面“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又由于辛亥革命采取“单调的军事行动”，革命宣传不到位，因此原本“参加革命的军队”便没有革命觉悟，于是“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客观地说，把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军阀混战局面的形成，都归结于辛亥革命，确有不妥之处，但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了辛亥革命在打破旧有秩序之后并没有建立起新秩序，于是使得国家陷入更为混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