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西方记者的交流策略.docVIP

宋庆龄与西方记者的交流策略宋庆龄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对外传播领域，她同样功绩显著，不仅亲自参与创办了一系列对外传播的刊物，例如，早期的《中国论坛》，《中国呼声》、《保盟通讯》等和建国后的《中国建设》，还促成一批外国友好人士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奉献心力。基于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深刻理解，宋庆龄形成了极具价值的对外传播经验、思想和理论。其中，与外国记者交流的技巧和策略对于当代对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启发。 理解和支持西方记者在华的工作与事业 对于来华的西方记者而言，工作和事业是第一位的。宋庆龄非常理解这一点，也对他们的正当请求提供热情的支持。而许多西方记者正是得到她的帮助后，才得以在中国顺利工作，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同时也正确地传播了中国的形象。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斯诺(1905―1972)是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而促成他这次行程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宋庆龄。1936年春天，他在前往根据地前与董健吾接头用的暗号――半张5英镑的钞票，就是宋庆龄亲自交给斯诺的。1937年10月，斯诺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译名《西行漫记》)一书，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中共长达9年的新闻封锁，用可靠的事实告诉全世界正直的人们：“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这本书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它在英国出版，几周内就销售了10万册。后来，它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享誉全球。斯诺也从此由一个苦苦奋斗几年不引人注意的小青年，一跃成为东西方都瞩目的大记者。斯诺成名以后，一直牢记着是宋庆龄把他引上了一条人生的正确之路、成功之路。斯诺曾将他写的《西行漫记》一书送给宋庆龄，他在该书的扉页用英文写下了如下的题词：“你是中国第一个阅读此书和第一个鼓励我创作此书的人”，这表达了他对宋庆龄的无比崇敬之情。除了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小鲍威尔等西方记者在中国的工作都得到了宋庆龄的大力支持 勉励和赞赏西方记者报道事实与真相 对于来华的西方记者而言，报道事实和真相是他们的职业目标(尽管时常受到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偏离)，熟悉西方文化的宋庆龄对此深有认识。因此，宋庆龄在与西方记者交往中，对于他们报道事实与真相的做法给予勉励和赞赏，这也是她与西方记者交流的一个重要技巧。例如，1943年，美国《时代一生活》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中文又译为白修德)亲眼目睹了河南省的大饥荒，他想要让蒋介石知道这些惨状并采取一些行动，但起初没有成功，后来他在著作《寻找历史》中这样记述：“全靠(蒋的)二姨、孙逸仙圣洁的遗孀的帮助，……她坚持要这个独裁者接见我。”宋庆龄还对他的报道计划给予鼓励：“我想对你建议，你再写报道时要像对我谈的时候一样坦率和无所畏惧。如果对此而倒霉受罪，那也不要泄气，否则局面就不可能有丝毫改变。”怀特所写的关于河南饥荒的毫不留情的报道在《生活》杂志刊出后，宋庆龄很快就对这位记者大加赞扬。她在给缅甸前线理查德一杨少校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看这样一来他要再来(中国)会有麻烦，但他如果知道他为中国人民办了一件好事，他会感到欣慰的。”宋庆龄对于事实和真相的尊重赢得了许多西方记者的认可，他们纷纷撰文表达尊重和称赞。例如，美国《时代》杂志1943年2月15日刊载了《中国：黑暗时刻》一文，其中称赞宋庆龄是“小个子、有精神、坚贞不屈的孙夫人……是中国的民主良心”，1946年2月14日该杂志刊载《来自重庆的呼声》一文，说“文雅的孙夫人……为她已故伟大丈夫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纲领仗义执言”，如此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领导我国对外传播刊物《中国建设》，报道事实和真相依然是她对该刊所有中外编辑记者提出的重要原则。例如，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两国政治论战日趋激烈的时期，她仍坚持要《中国建设》在报道有关苏联的问题时尊重事实。据曾担任该刊主编的爱泼斯坦回忆，1966年第1期《中国建设》的一张图片说明写道：“自力更生：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吉林化工厂正在建设中。”她看后指出，这不是事实，这个工厂是在苏联援助下建设的。爱泼斯坦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并不总是能做到的。”宋庆龄在1962年1月为《中国建设》创刊10周年而写的《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中说：“我通过《中国建设》，始终不渝地报道祖国的真实情况。我们也同样不遗余力地报道世界人民为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真实情况。” 鼓励和促成西方记者服务我国对外传播事业 宋庆龄在我国早期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团结、选用了一批西方记者参与我国的对外传播事业。这些西方记者在掌握本国的情况、了解西方民众的心理以及熟知语言文化方面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而他们的参与对于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水准和效果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