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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画画不卖高价是向父亲学的丰子恺，曾用名丰润、丰仁、婴行，号子恺，字仁。汉族，浙江崇德（今桐乡）人。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丰子恺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他的文章风格雍容恬静，漫画多以儿童作为题材，幽默风趣，反映社会现象 丰一吟，丰子恺的小女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丰子恺研究会顾问，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1929年5月生于浙江省石门镇（今属桐乡市），曾就读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应用美术系和中苏友协俄文学校。1961年起历任上海编译所、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所译员，1980年进入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1996年任浙江省金华县丰子恺研究会名誉会长，后任桐乡丰子恺研究会顾问，XX年任上海卢湾区丰子恺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丰子恺研究工作，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你可以叫它客厅，也可以叫它卧室，或者是书房，这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就是丰子恺小女儿丰一吟的天地。父亲留给她唯一的字画挂在墙上，很小，却已足够。XX年3月19日是长乐日月楼开放一周年纪念日。这事全靠八十三岁高龄的丰一吟张罗着。她说，眼前的事她常忘记，往事却依旧清晰 一路逃难，从缘缘堂到日月楼 丰家祖上在浙江石门镇开了家染坊，名号叫“丰同裕”。几年前有友人也用同一名称在石门镇附近开了业，也算是百年老店了 我爸爸也是在镇上出生的，老房子在大井头一号，爸爸管它叫“缘缘堂”。 造缘缘堂的时候我才五岁。我上头还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后来又添了一个弟弟 有意思的是，缘缘堂的雏形却是在上海。我爸爸住在江湾永义里的一个宿舍里，当时他正在立达学院教书。1927年初秋，弘一法师来到上海，住在他家里。爸爸要求恩师为他的寓所起名，弘一法师让他在小方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许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结果爸爸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于是就取名为“缘缘堂”。遂请弘一法师写成一幅横额，装裱后挂在寓所里。我们家后来迁居嘉兴，又迁居上海，都把缘缘堂的匾额挂在居屋里，“犹是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 按我爸爸的说法，当时的缘缘堂还只是“灵的存在”，真正给它赋形，要到1933年。那年春天，爸爸用积攒起来的稿费，在故乡桐乡县石门湾的梅纱弄里自家老屋的后面建造了一幢三开间的高楼。这就是真正的缘缘堂。因为弘一法师写的匾额太小，所以又请马一浮先生重新题写 1938年1月，缘缘堂被侵华日军焚毁。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爸爸曾回故乡凭吊缘缘堂遗址 1985年，缘缘堂由桐乡市人民政府和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主席广洽法师捐资重建；1998年，在丰同裕染坊店旧址上，又兴建了丰子恺漫画馆。馆外的围墙内侧，刻的都是我爸爸的漫画。现在对游客开放的缘缘堂是1985年重建的，里头展览着爸爸一些作品的复制品，真迹收藏在库房内 之后关于家的记忆，就是全家人一直跟着父亲辗转逃难，从石门、萍乡、长沙、桂林、遵义到重庆。住的房子都很简陋，每到一个地方就买几件最简单最便宜的竹制家具，搬走的时候可留下。抗战胜利后又到过杭州、厦门 再后来我们到上海定居。一开始住在广西路福州路口的石库门里。附近的住房挤满了人，每天马桶拎进拎出，空气很差，家里人几乎都得了肺病。后来搬到长乐感觉像到了天堂 上海长乐的日月楼是我们住过的最好的房子。长乐以前叫凡尔登花园，位于陕西南路三十九弄（丰子恺旧居是九十三号）。那里都是三层高的小洋房,每个洋房自带一个小花园。凡尔登花园建于１９２５年，是华懋地产和安利洋行的合作项目。这个地块最早属于德国侨民乡村俱乐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宣布与德国断交，法租界当局想没收该俱乐部。后来由于中国政府反对，法租界当局只得出钱购置了这批土地和房屋，并以法国地名凡尔登命名。当年，凡尔登花园的内部装修是相当讲究的，各户入口的门斗上都有欧式装饰，底楼有小卫生设备一套，三楼有大卫生设备一套 我清楚记得搬进去的那天是1954年9月1日。当时哥哥姐姐都成家了，只有我和弟弟还跟父母住。那时爸爸因为肺结核在医院治病，所以是我和弟弟先住进去的。爸爸看到那么好的房子高兴极了，叫它 “日月楼” XX年，丰家一个亲戚好心买下了九十三号的二楼和三楼的租赁权，改造成丰子恺故居。可惜一楼那户人家要价太高，死活不肯搬。故居是去年正式开放的，每周二、四、六、日免费开放。二楼摆放着展柜，三楼陈列着老照片和作品，都是复制品 手足至亲， 哥哥把父亲的画送给了我 我们一家兄弟姐妹有七个，我排行老六。软软其实是姑姑的女儿，因为当时姑姑与软软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小时候一直认为软软是爸爸妈妈亲生的。姑姑也是很有性格的一个人。她读过书，是新派女性，结婚后依旧喜欢跟异性朋友来往，比如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她婆婆因此就不高兴了，不许她出门见朋友，还要求她完全听丈夫的话。后来，两人只好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