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平等公正是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docVIP

收入分配平等公正是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平等、公正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特征，历史也早已证实近代国际体系下平等收入分配格局对后发国家经济起飞及其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无论是从微观机制还是从宏观层次、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来看，收入分配领域的平等、公正都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如何 推动经济发展? 在微观层次，从生产环节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都有利于激励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不是仅仅激发一小部分所有者、管理者的积极性而令绝大多数劳动者为之气结。何种局面更有利于生产扩大、增加供给以及社会稳定，不言而喻；须知，“一人傅之，众人咻之”从来就不能成事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已成国际经济界热门话题，由于中国众多商品产能已占世界百分之七八十乃至更高，继续依赖投资和出口高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难乎为继，扩大消费问题日益突出，无论是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还是胡锦涛主席以“把改善民生作根本出发点”为题在《求是》杂志撰文，都体现了这一点 而在宏观层次，从消费环节和需求领域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对后发国家经济起飞及其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以需求为导向，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近代经济越发凸显了这一特点；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国家都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在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将有效需求集中于国内产业部门而非国外产业部门，从而令有限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拉动国内产业部门发展的作用 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之所以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是因为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亦即增加的每一元收入中只有较少的部分用于消费，较多的部分用于储蓄；而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亦即增加的每一元收入中有较多的部分用于消费。用通俗语言描述，正是薄熙来在XX年末重庆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所说的现象――“富人有钱，但日常消费有限，只能把钱存在银行里，花不出去；而穷人想消费却没钱。” 在发展经济学界，巴西经济学家赛尔索命题。在1979年发表的《巴西发展模型》一文中，他提出，绝大多数穷国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高度失衡，这类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几乎全部集中在奢侈品上，因为穷人扣除食品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开支后几乎没有什么剩余，而汽车这类奢侈品要么依靠进口，要么由国内外资企业生产，因为国内企业和投资者既无足够资本，也不懂如何生产这类较为高级、复杂的产品。由于这样能够维持对只有外国企业才能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外国投资者很愿意保持收入分配失衡；统治阶层本身是这种格局的受益者，维护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动机更强烈 30多年过去了，赛尔索收入分配高度失衡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有幸跌跌撞撞进入经济发展第二阶段，掌握了绝大部分购买力的高收入阶层也必然更倾向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时尚、高档、优质消费品，而不是本国不那么时尚、属于中低档、质量也相形见绌的商品。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作者章诒和女士对自己家族和同类昔日奢侈的生活方式津津乐道，对自己家族和同类这种生活方式的消逝口诛笔伐；而在我看来，倘若沉溺于《往事并不如烟》书中津津乐道的那种生活方式不能自拔，这样的一个阶层就不可能用自己的消费对我国本土制造业发展提供多少支持贡献。中国正统官方意识形态对“士”和社会精英的要求标准一脉相承，都要求其以天下为己任；中国掌握着话语权力和财富的群体在维护自己私囊充实和生活品质之余，是否该多少考虑一下自己对国家和社会也要承担相称的责任呢? 在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国内厂商有能力生产同类商品，也由于国内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市场太小而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难以立足。而假如没有国内市场的有力支持，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实现赶超，只能跟在发达国家背后亦步亦趋，捡拾一点夕阳产业转移的残羹冷炙，形成欠发达的恶性循环 相反，一个后发国家如能实现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其购买力将更多地集中投向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这样，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平均，就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爆炸式膨胀，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在发现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因为内资企业决策环节少于外资跨国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场)优势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长期为西方主要国家之最，一度号称“一亿总中流”，正是这种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令日本以内资企业主导迅速完成了大件消费品的普及。1980年代，中国新锐思想家们争先恐后对“平均主义”大兴问罪之师，殊不知正是这种“平均主义”在新中国前期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了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