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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视娱乐节目的价值观引导摘要：本文认为电视娱乐节目不仅能够而且应该引导价值观，并以整改后的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为例进行探讨，发现电视娱乐节目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引导价值观：一是客观、全面地反映社会不同群体的典型画面；二是超越“娱乐”界限，提升品位；三是减少受众的刻板印象；四是现身说法，积极引导 关键词：电视娱乐节目　相亲交友节目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2XX年最火爆的电视娱乐节目当属相亲交友节目，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等。有数据显示，《非诚勿扰》的最高收视率逼近5％，但是“叫座未必叫好”，《非诚勿扰》一路走来风波不断。XX年6月初，国家广电总局下令整改相亲节目，“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甚至讨论低俗涉性内容，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也同时发文批评，这可视为电视相亲节目的转折点。在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现代社会，受众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受到传媒的影响。娱乐与引导能否兼得?本文以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为例，探讨电视娱乐节目与价值观引导之间的关系 一、电视娱乐节目能不能引导价值观 国内对娱乐节目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有学者提出，电视娱乐节目是指通过电视这一特定的传播媒体传播的，大众广泛参与的，以审美性、娱乐性、观赏性和趣味性为突出特点的电视节目。笔者认同这种定义，具体而言，电视娱乐节目主要是指除新闻、时事和纪录片、教育教学、艺术、戏剧、连续剧、体育、儿童节目以外的其他电视节目。从XX年底开始兴起的新派相亲交友节目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真人秀，对于《非诚勿扰》等相亲节目的热播，有公众指责节目的真实性，嘉宾是“托”，主持人和嘉宾按照节目”剧本”演“情景剧”，而有些公众则认为，没有必要太认真，只是一档娱乐节目而已。有研究者曾对早期的婚恋交友节目《玫瑰之约》的受众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是公众认为相亲节目的娱乐性大于实用性。公众、国家广电总局针对《非诚勿扰》等新派相亲交友节目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节目误导公众，特别是“80后”、“90后”，没有宣扬正确的婚恋观。可见，电视娱乐节目反映出来的价值观会影响到受众，当这种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不一致时，势必引发公众热议 有人认为，娱乐节目的首要功能是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甚至认为引导价值观是新闻节目、社教节目的责任，那么电视娱乐节目能不能引导价值观呢?事实是人们在接受某种文化时，很少是纯粹娱乐的。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早就证实，娱乐文化从来都不是被简单地消费着、娱乐着的，它的内容和形式在传播过程中始终渗透着意识形态企图。并且大众传媒的功能是难以截然分开的。西方传播学者对媒介功能的经典论述中，无论是拉斯维尔和赖特的四大功能说，还是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正负功能说，都是对媒介整体而言的。因此，电视娱乐节目主要发挥娱乐功能，但是也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价值观 二、电视娱乐节目该不该引导价值观 整顿之前的相亲节目，为了收视率，女嘉宾中美女多，“毒舌”多，雷人语录多，节目外的绯闻、丑闻不断，男嘉宾中也不乏极端个案，主持人有时候也设置“问题陷阱”，制造话题、冲突，因为矛盾冲突的东西更容易吸引受众，收视率就高，那么广告商愿意投广告，给电视台带来经济效益。但是经济效益好不代表社会效果好，即“叫座”和“叫好”之间不总是一致的。按照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假说，传播者要满足受众的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竞争激烈，媒体为了争夺受众，遵循“大数法则”，阳春白雪的东西必定是小众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最低层次的需求是生理需求，受众的使用与满足情况在最低层次上最容易达成一致，因而就有娱乐节目为满足某些受众的好奇心、偷窥欲、感官刺激而不择手段。结果是媒体在遵循大数法则的同时，降低了品味，放弃了责任 可能有的媒体还“委屈”，认为媒体只是“客观”地反映嘉宾的想法，有些嘉宾言行出位，那是嘉宾的责任，媒体只是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比如《非诚勿扰》节目出现的“丁桥母子”，男嘉宾提出女方经济条件好，最好有房有车，男嘉宾母亲还说女方的职业不能是平模什么的，农村姑娘也不行。这样的择偶标准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但是为什么出现在电视媒体上会引起公众那么大的反应?究其原因是电视媒体的特性 第一，电视媒体具有聚焦作用，它可以突出矛盾和冲突。与超女、快男等“选秀”节目的受众群体不同，电视相亲节目的受众群体更加广泛，不仅有80后、90后的青年人，还包括关心子女择偶问题的50后、60后，以及关注剩男、剩女问题的70后。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不同代际的人所秉持的价值观有差异。因而，电视相亲节目集中展示80后婚恋观，必然与不同代际受众群体所持的婚恋观产生冲突 第二，电视媒体具有放大作用，把“个别”放大为“整体”。节目中出现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