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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亮 财政预算不该是国家秘密“预算不公开，政府花钱就没有监督” 假如不是一次次博弈，这扇公共预算之门不会这么早就透出光来。半年多来，吴君亮和手下两位财务分析师组成团队，向十几个中央部委、十几个地方政府，一次次提出查看预算案的申请 XX年5月27日，吴君亮接到了深圳市财政局的电话，同意他们来查看并拍摄深圳市政府XX年度的部门预算草案――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他说：“我当时觉得，一扇大门终于被推开了。” 如今，这扇门已越开越大。6月，民政部、环保部和科技部相继向吴君亮提供了部门预算草案。10月27日，卫生部更向他提供了一份接近完备的部门预算 此时，距1999年中国预算改革拉开大幕，已过去了整整9年 预算不公开，政府花钱就没监督 作为深圳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CEO，吴君亮个性清高，人生充满故事。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在重庆轮船公司宣传处做干事。为了逃避枯燥的工作，他经常带上工作证，从重庆上船，一路畅游三峡。白天饱览风光，晚上则和船长聊天、打牌 1986年，他自费赴美国休斯敦大学留学，取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他还读了两年博士课程，恐惧于毕业后只能从事教学，退学，进入一家金融公司，然后在美国创业。他不是一个真正喜欢浪迹天涯的人，他始终关注国内的情况，晨雾氤氲的山城才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他干着一份高风险、高回报的工作，但他对吃饭要求不高，“一碗牛肉面、一份青菜就够了” 在美国的从业经历，以及他那颗火热的、始终关注中国变革进程的心灵，终于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从推动公共预算改革入手，从下而上地推动中国行政、政治制度的演进 “改造公共财政，远比抽象谈论政治民主更务实。”吴君亮用一句话回答疑问，“看不见的政府很可能是不负责任的政府，而一旦信息公开透明，其他的改变必然接踵而至。” XX年，他回国定居深圳。在和公司下属的闲聊中，吴君亮终于透露出自己的雄心壮志：“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公开透明的、科学进步的公共预算制度。” 很快，公司里的两个年轻人加入了他的队伍。他们是李德涛和万宇涵――“80后”、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在两个年轻人的帮助下，吴君亮创办了“中国预算网”，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预算全部列出 搜集网上所有关于公共预算的信息，同时也介绍世界各国的预算制度，“这对我来说，并非难事，”吴君亮说，“无非是花一些时间和金钱”。真正让他苦恼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从政府部门那里得到详尽的预算草案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的预算都是禁区。这是一个不透明的暗箱，即使是政府给人大做预算报告，预算文本也是机密的，一般都由财政局长等人掌握，代表只能借看 “预算不公开，政府花钱就没有监督。把本应公开的预算当国家机密对待，直到现在，这个做法也没有根本改变。”吴君亮说他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地方，为了将预算从机密降为秘密，很多人努力了3年” “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 这是一个充满沮丧和自我怀疑的过程。最初，他无法获得一手资料，只能把网上的资料整合挂到网站上，他感到灰心和失落，浓密得如同挂满冬衣的衣柜 XX年4月，正在情绪低谷中的他，在成都一家酒店看到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报告，是需要主动公开的“重点政府信息”，必须向公众彻底开放 吴君亮把报纸一扔，欢呼起来 今年5月，《条例》正式实施，他们就按照网上查到的政府部门联系方式，发出一封封要求公开财政预算的申请： “××部门，根据5月1日起实施的《条例》，我们特此申请公开贵部08年度部门预算……” 接下来，他们还会引经据典地告之对方，根据《条例》第24条规定，对方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最后，我们会在申请材料里附上身份证复印件，强调我们的公民身份，” 起初，这种执着换来的是清一色拒绝。他们向财政部、卫生部、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人民银行等十多个部委，以及上海、北京、广州等十几个城市发出了申请，得到的回绝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最常见的理由是两个字――“保密”。但吴君亮不是个喜欢被搪塞的人，他固执地跟对方联系，让他们提供能够证明保密的证据，因为文件列为“保密”级是要有严格程序的。“结果是这些单位最后无话可说。” 还有部分政府部门以“与申请人无关”、“不属于可公开范围”等理由回复。吴君亮气呼呼地说：“政府已经完全进入税收时代，向纳税人公开财政预算，这是政府最基本的义务。” 他们向各个部门发起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申请。作为指挥官，他要求部下把对每一个部门的申请都设立一个独立文档，详细记录往来过程，每一次电话交流，都写成通话纪要。“我会把通话纪要发给对方，”吴君亮说，“这既是规范的需要，又是在提醒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