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留给我们的精神家园.docVIP

地震留给我们的精神家园 一方面灾难给我们带来伤痛，另一方面它让我们反思人性到底是怎样的？人性还要进行哪些发掘？面对生与死、爱与义我们应该怎么做，人性在讨论中得以升华，在理性的思考中得以实现 灾后重建，一年很短，但一年也是一个检验的节点，一年内，灾情刺痛着我们，精神又感动着我们 一年后，重建工作如火如荼，在全国各地的支援下，灾区正发生着喜人的转变 一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平静下来，重新思考这场灾难，它改变了我们什么，又给予了我们什么？还有，这场惊天动地的中国式灾后大重建 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迎接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祭？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鸣教授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新民周刊》：张教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央很快确立“一省帮一重灾县、几省帮一重灾市（州）”的支援重建方式，比如，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山东对口支援北川县。我们的记者在前线也在寻找这样一种援建的精神，这种中国式的援建方式正发挥着巨大的威力，灾区重建工作迅速推进。有评论说，这是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表现，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体制的极大优势，您怎么看？ 张鸣：这种援建的方式充分反映了我们民族团结一致的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家资源得到了充分、合理的运用。当然，这也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优势的具体体现，很大程度上调动起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有着更加密切和良好的沟通 我觉得这种沟通是其最大的优点。我曾经和灾区的一些地方官员谈过，他们很欣赏来自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的援建人员，欣赏他们积极的工作态度和高效的工作方式。其实这种思想上、生活方式上以及文化等软实力方面的交流对灾区的影响更大。这不是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捐款可以达到的效果。特别是沿海城市那种开放的思维，使灾区受益匪浅 我们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我们需要鼓励的。这不仅是一种民族文化，更是一种博大的民族精神 《新民周刊》：除了都江堰，我们的记者还去了北川，在那里我们寻找到了一种力量,重生的力量，北川人民面对灾难，乐观、坚强，这令我们很敬佩 张鸣：的确，四川人民是我接触过的可以说是最乐观的一群人民。我曾经读到报纸，说他们可以在废墟上继续打牌，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他们的乐观的心态。只要我们对应得法，措施妥当，可以很技术地引导民众的情绪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们并不是不悲伤，而是把悲伤埋得很深，一旦有一个突破口，就很难收拾。心灵深处上的创伤需要更多的关注和辅导。心灵上的重建也远比经济、卫生等其他硬件上的重建更重要、更难 我注意到灾区的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志愿者都开始出现心理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光看到可喜的一面，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新民周刊》：是的，就在前几天，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身亡了 张鸣：我听到这个消息很悲痛，但并不意外。就像我刚才说的，深埋在心底的伤痛一旦有一个突破口，比如工作压力大等等，就会被释放出来，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持续性的专业化心理辅导是十分必要的。毕竟这份伤痛对于受灾群众来说实在是太难忘怀了。我们需要逐步地消化这份悲伤 重新发现精神家园 《新民周刊》：一场大地震，涌现出无数感人事迹，也出现了一些有争议的现象，比如北川城被盗窃的问题，比如范跑跑等等，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对国民素质和人性的大讨论。有人说，这场地震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人与国家的关系，一些失去了的精神被重新发现，一些意识被唤醒，比如公民意识 张鸣：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地震的摄影展，我当时就感到特别震撼。那种冲击力是我至今无法忘怀的。地震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了伤害，但是也让我们看到很多人性的光辉。人性在灾难面前特别明显。这种光辉平时是看不太出来的 灾难特别能让人团结，这场地震让我们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加强。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篇高尔基的小说，说小孩子们发现着火的时候大人们特别团结，于是就特别希望着火。人就是这样。所以对于地震，我们要从两方面去看 一方面灾难给我们带来伤痛，另一方面它让我们反思人性到底是怎样的？人性还要进行哪些发掘？面对生与死、爱与义我们应该怎么做，人性在讨论中得以升华，在理性的思考中得以实现 如何能够保持这笔“财富”，我认为方式很重要，像摄影展，就给我很大的震动，引发我的思考。但是呆板的方式只会让人睡觉，中国的政治教育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毛病，我也一直感到遗憾和奇怪，为什么活生生的、感人的事迹非要追求高大和完美，非要用让人昏昏欲睡的方式表现 改革开放都３０年了，可这种陈旧的形式依然大行其道。这点我们需要检讨 《新民周刊》：那么，你觉得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检阅、回顾这一年？ 张鸣：我们应该以辩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