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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商的崛起与预备立宪公会的推力绅商是从晚清体制里产生出来的新社会阶层。他们为了救国和促进实业，组织了各种民间立宪团体，成为晚清宪政最务实的推动力量 对于清末立宪派，1906年是一个政治小阳春 9月1日，危机重重的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预备期为9年，理由是需要首先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顿军备，使绅民悉明国政 “使绅民悉明国政”的政策，默许了民间宪政团体的存在。民间参与政治的星星之火，自此直逼燎原 绅商的崛起与离心 在晚清的改革中，传统体制内士绅阶层和官绅阶层的一部分，发展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绅商阶层 为着保障和促进实业而进行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的晚清立宪，首要的条件是有势力的实业阶层获得一定规模的有序增长。这在晚清就是从清政府体制里走出来并崛起的绅商阶层 1894年，在慈禧60寿辰的恩科会试上，经历XX年科举生涯的江苏南通人张謇，以41岁高龄得中头甲(状元)。他没有表现出得偿夙愿的喜悦，因为几千年来的传统体制正在发生变化 由此上推312年(1582)，利玛窦来到中国，惊呼科举制实现了柏拉图“哲人治国”的乌托邦。除了官员外，科举制还产生一个为数庞大的士绅阶层，这个阶层以家长、族长、乡望、耆宿等身份在各地区施加影响。他们不是官员，却承担了政府部分管理和动员的职能，并由此享受一些荣誉和特权 这个局面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而瓦解。“士绅叩官无门，绅权开始抛弃皇权。”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徐爽说 利用手中的经济、人际资源从事商业活动，成为这些士绅的一个流向。但士子从商，并不是科举废除之后的事情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通商口岸逐渐增加。西方的商业因此溯江而上，直接刺激了长三角地带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时清政府部分中央官员和封疆大吏，特别是直接负责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始认识到改善军队战备的必要性，先后由湘淮军阀官僚、各省督抚创办了19个军火厂。这些军火厂全属于官办 清政府创办军事工业，马上面临相关的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问题。19世纪70年代中叶清政府不得不在“官办”之外，增加“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即由商人出资，政府官僚来管理。这些企业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工业等，都享有种种特权，与官办企业一起，被后人视为“官僚资本主义”。二三十年后，这些企业大部分失败了。中国早期的启蒙主义者王韬批评它们“只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富；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 同时，纯粹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1872～1894年，一共出现了100多个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它们大多集中在上海，其次是广州，其他的也是建立在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 部分官商合办企业渐渐发生微妙变化。在大部分新公司失败的同时，一些公司由于其督办采取企业家式的经营方法而成为极成功的事业。许多在任和退休的官员开始在现代企业中为自己或子女准备后路。这也被称为官商合办企业的商办化 因此，传统政治体制内的士绅阶层和官绅阶层一部分走上工商业，发展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绅商阶层，成为中国工商业阶层最有政治经验和政治势力的一部分。据统计，到1912年，当时的商人群体约为150～XX年到1913年全国华商缫丝厂共97家，其中江浙有40家，资本额占全国缫丝厂资本总额将近90% 这些具有政治和行政经验的绅商，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国家的危机结合起来，逐渐产生现代立宪的冲动。立宪派两大领袖张謇与汤寿潜就来自工商业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 “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的实业精神 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初步有了“必不苦商”的现代企业诉求，这为晚清务实的立宪运动打下坚实基础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正在北京的江苏籍新科状元张謇，义愤填膺，单独奏疏弹劾李鸿章。不久，父亲病逝，张謇根据惯例回乡尽孝。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请张謇出来主办团练。他毅然应命 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建工厂。张之洞决定抢先在苏州和南通建立纱厂，南通集资兴办事宜请张謇来担任。张謇知道自己是一个没有资金的穷书生，权衡再三，接受了这一重任。从此走上实业之路，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状元实业家” 通过当地两位棉商的介绍，张謇组成上海董事会和南通董事会负责筹措款项。张謇没有自己的资本，并不是董事。他只是官方创办人并负责全部与政府的沟通。尽管如此，他表现出了独立企业家的责任意识和魄力――当上海董事会的人担心政府干预而想放弃时，张謇当即表示：“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尽管清末10年，私人企业的创办者大多是地方有功名的绅士，很多是现任或退休官员，但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初步有了“必不苦商”的现代企业精神，这为中国务实的立宪诉求打下坚实基础 维新变法期间，对政治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