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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南科大多一点时间和空间中国各个领域的改革基本是一脚深一脚浅“摸着石头”过来的，从上到下强调的是抓住机遇。这样说绝不是否认规划、规范和程序重要性。对于南科大，要消解基于国外制度变革的成规，对改革的程序性、规范性的理想化追求 处于风口浪尖的南科大改革，再次被直逼到最危险的地步 长期以来，人们看到的是南科大的“外患”，即它在改革中不可避免遭遇的体制性冲突和抗争。参与南科大改革的香港科大的3位教授退出合作团队，并发布言辞尖锐的“大字报”，使它内在的治理危机得以暴露，如没有建立理事会，没有章程，没有形成教师团队，没有形成有效的决策机制等等。社会舆论由热望跌入失望 耐人寻味的是，在政府与学校的纠结之外，出现了学生、家长与不同意见、舆论的冲突。与香港科大教授严厉的批评意见截然相反，南科大的学生家长发表公开信旗帜鲜明地力挺改革。不久前，当面临来自政府必须参加高考的压力时，学生毅然拒考，宣称甘愿成为教育改革的“小白鼠”，立志“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改革第一线的师生用坚持改革的行动回应着社会“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 面对南科大的改革困境，人们从各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关于媒体过度参与的负面效应。的确，在聚光灯和显微镜下，坏事难做，好事也做不成，媒体的热捧和苛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的是媒体自身的需要。然而，也许不能埋怨舆论热炒、社会关注过度。南科大作为举国瞩目的教育改革标本和标杆，几乎是进行实质性的高校体制改革唯一的试点，寄托着全国公众巨大的情感和希望，实在太少太稀罕，不能不被关注。基于同样理由，南科大必须大胆地往前走，不能任其失败。因而，当前最重要的，是各方给力破解南科大改革的困境，给改革以希望 对南科大改革困局的不同认识，也来自不同的方法论。首先，需要破除政府要求遵循现行制度的成规。南科大的困境来自这样一个改革悖论：如果放权，则无规矩可言；如果维护常规，则无改革可言。然而，要求实质性的改革合法合规，本身是不合理的。南科大去行政化、自主办学、自授学位的改革，必然意味着破旧立新、打破常规；如果循规蹈矩，照章办事，那就没有改革。在这方面，需要学习的主要是政府。改革的方法论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中，胡耀邦同志对深圳的批示“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现在需要的主要是政府主管部门的实际行动 此外，要消解基于国外制度变革的成规，对改革的程序性、规范性的理想化追求。在法治社会的西方国家，重大制度变革往往从“变法”开始，要在议会进行旷日持久的修法、立法讨论，通过后辅以财政支持依法推行。例如日本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的改革，立法过程就长达十年。香港科技大学的创建则是学术自治的典范，由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团队合作完成，其筹谋规划包括组建理事会、遴选校长、起草章程、全球招聘教师等等，全部过程严谨周密，中规中矩，堪称完美。对此，不能不说“中国国情”。中国各个领域的改革基本是一脚深一脚浅“摸着石头”过来的，从上到下强调的是抓住机遇，抓住“老鼠”，顶着“原罪”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这样说绝不是否认规划、规范和程序重要性，而是对实际的改革进程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 囿于外国成规的另一方面，是以西方成熟的大学制度为归依，要求学步者步步到位，不允许有趔趄和偏差。这种要求无瑕完人、一步到位的思维，同样有悖改革实际，因为任何现实的改革都是不同利益、不同价值平衡妥协的结果，很难符合从想当然出发的理想。中国大学自主办学、自授学位的办学自主权，注定只能是一点点争取而来，这是与香港、国外完全不同之处。这种苛评所造成的后果，是使改革者处于舆论审判的道德劣势，吸引强大的火力而动辄得咎，左右为难；不改革的看客横加指责和看笑话，反而没有任何压力 对改革的宽容，同时表现在给改革多一点时间和空间，不要急于求成、一锤定音。应当看到，南科大改革仍然在生长和创设之中。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发《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即将于7月1日生效，规范了政府与学校的基本关系，使得双方的行为有法可依。筹建之中的南科大理事会，更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制度建设，从而确定南科大的法人治理结构，将学校的改革和发展置于制度化的保障和支持之下。然而，无论对大学还是政府，理事会治理模式都是一个全新的事物，需要从头开始，在实践中一点一滴地学习、建立和完善。实际地给力和支持，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例如，有专家建议建立教育部、广东省、深圳市等多方参与的机制，主动推进南科大改革；建议探索学历认证制度，对高教学历基于实际教学质量的评估认证，都是具有建设性的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