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docVIP

　　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 　　[摘 要]瞿秋白从自己的政治计划和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提出了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一些看法。他的翻译思想受到了历史及其政治哲学理论背景的影响：首先，他从历史和时间的角度，认为他的中国位置和西方“现代性”之间有历史性的文化差异；其次，他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语言异质性的表述与批评动摇了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翻译的稳固关系；最后，他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翻译所产生的差异问题。对瞿秋白来说，翻译成一个正在形成的、口头的、不保留过去语言踪迹的中国的普通话，才可以消灭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 　　[关键词]瞿秋白；现代性；翻译；马克思主义；民族认同 　　Abstract：Qu Qiubai put for his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point of vieodernity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y and time；second，his mentary and critique on China’s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in 1930s destabilized the translation from “source language” to “target language”；third，he tried in theor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 left by translation. For him，the difference could be erased only if the Chinese “target language” porary oral language odernity；translation；Marxism；national identity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20世纪初他作为《晨报》的特派记者，先后在北京和莫斯科得到了意识形态和知识方面的培养。20年代，他成为党的重要政治理论家。由于20年代末革命活动的失败，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从此，他放弃了政治活动转而开始从事文艺、语言和文字方面的理论探索。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认为他本身是个文人，从事政治活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从1931年到1935年牺牲前，作为中国左翼的主要文艺批评家，瞿秋白参加了当时很多的文艺争论(注：有关瞿秋白的一生，参考Paul G. Picko)，但是他还是位于一个“他者”的历史文化空间中。瞿秋白的文化历史和语言的立场使他非常明显地注意到这些可见的差异，比如语言的差异，文字系统的差异，以及中国当时语言文字很不稳定的形势和欧洲国家已经官方化并同质化的国语的差异。 　　对瞿秋白来说，他所看到的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差异，比如文艺的不同形式，都是时期不同的差异，而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这些时期不同的差异只是经济社会状态不同的差异，或者说生产方式的差异。各个不同的社会历史空间之间的文化差异都可以按历史时期来划分。引用费边 (Fabian) 的话，我们可以说瞿秋白像中国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的“五四”知识分子一样，否认中国和欧洲的同时间性 (denial of coevalness)，这样一种“同在否定”使得空间性被时间性所吸收[3]。 　　瞿秋白对文艺与语言文字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他是通过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演变与中国文化语言上的变化的。他的历史唯物论让他想象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时 间的过程，想象中国社会正在趋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是他所说的“现代社会”或“新社会”。 　　其实，一个线性的历史的表象被瞿秋白的中国位置复杂化甚至于否定。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新”的呈现不仅被看做一个时间的过程，也被想象作为一个空间的、地理的移动。就是说资本、机器、人、文艺形式、概念、意识形态、话语、文本等等从欧洲移动到中国。在瞿秋白的写作中，我们发现他自己也意识到我们今天带有殖民性的历史。在他20世纪30年代初所写的讨论“五四”文艺殖民性的文章中，有一篇的题目是“欧化文艺”[4]491-497。这个题目和文章的内容讨论和批判欧洲对于“五四”文艺形式和“五四”文学的语言的影响。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瞿秋白的文本、理论话语的词汇、认识论以及他对欧化的不断思考，证明当时西方在中国文化领域中的存在。 　　尽管“五四”文艺和“五四”的新白话文被瞿秋白看做是欧化的，我们不能把他的意见简单等同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批判。按他的看法，欧化等于现代化，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问题在于文艺形式和语言文字的真正的欧化过程仅限于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界，因此导致了文艺界与他所说的中国群众之间的差别[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