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文学经典.pptVIP

《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 陕西师范大学 张新科 引言：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之作。 史学著作为什么能跨出历史的门槛而成为文学领域的经典，首先在于它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这是成为经典的根本和基础。 这里主要探讨外部原因（历代读者） 如果借用接受美学理论来认识这个过程，那么它包括普通读者阅读欣赏《史记》的“审美效果史”、评论家对《史记》的“意义阐释史”、文学家对《史记》学习而进行创作的“经典影响史”。 一、汉至唐：《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 政治势力对经典建构的干预 ： 《后汉书·蔡邕传》东汉司徒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三国志·王肃传》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史学在两汉时期还没有它独立的地位 。 它被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列入《春秋》类中，这种文化背景也影响到《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 文人对《史记》散文语言的不接受 当时的文人学士，舞文弄墨，喜欢的是铺张扬厉、对偶工整、语言华丽的辞赋，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用一种自由奔放、参差不齐的散体长短句，这就使得它的流传受到影响。 魏晋以来，思想认识有了新的变化。学术上的一大变化就是：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史学的身价得以提高。同时，文学也走上自己独立的道路。 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学馆。文学自觉，使《史记》的文学价值得以展现，此期的史传合各种形式的杂传以及志人小说大都学习《史记》的写人方法。一些咏史诗也从《史记》中取材，如陶渊明《咏荆轲》、虞羲《咏霍将军北伐》等。以诗的形式歌咏历史人物，使历史人物身上具有了诗的意味，进入文学的殿堂。 魏晋以后，读《史记》的风气愈来愈浓，如《梁书·曹景宗传》说曹景宗“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梁书·文学传》说袁峻“抄《史记》、《汉书》，名为二十卷。”《隋书·李密传》：李密师事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恺门徒皆出其下。”《晋书·孝友传》：“刘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 据李延寿《北史·高丽传》载高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可见唐以前《史记》已传到了国外。 汉魏六朝时期，评论家的言论对《史记》成为文学经典产生重要作用 。 第一，对司马迁叙事才能的认可。《后汉书·班彪传》班彪说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班固《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第二，对《史记》“爱奇”倾向的认识。扬雄《法言·君子篇》：“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谯周也曾说司马迁“爱奇之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则说《史记》有“爱奇反经之尤”。  第三，班氏父子提出“史公三失”问题。 《汉书·司马迁传》 ：“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种评论，实质上也涉及到《史记》的人物选择问题，司马迁选择游侠、货殖人物入传，以表现一家之言，这既是史学问题，也是文学问题。  第四，班马优劣之论。王充《论衡》中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观者以为胜于《史记》”，着眼于“文义”和“叙事”。晋人张辅撰《班马优劣论》，认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这是以文字的多少、叙事的详略来判断；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曰：“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也特别注重文学叙事。  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在文学理论方面得到新的发展和提升。钟嶸《诗品》提出“怨愤说”、刘勰《文心雕龙》提出“蓄愤说”，都是继承和发展司马迁的思想，说明司马迁的著述理论已进入文学的领域而被人接受。 到了唐代《史记》文学经典的地位得以正式奠定。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从文化背景来看，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备受尊崇，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八部史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全都采用纪传体。这是从实践上对《史记》纪传体的肯定。 从文学角度看，纪传体的长处在于以人为核心组织材料，故事完整，情节生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可以说从制度方面有力促进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