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理”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论文.pdf

第三编裁判方法理论问题615 论“情理’’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谢新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现代司法制度已初步确立。但不容忽视的 是，司法实践中仍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难题。一方面，法律在社会 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诉讼和审判已成为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另一方面，司 法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法与社会的冲突却愈加彰显。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惯性”，中国 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受之制约的人们的行为方式仍以“情理”作为社会规范的 价值依归。在一些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中，经常可以看到法律与情理等 社会规范之间的一种冲突和紧张。尽管情理在现代司法实践中的影响力存在着一定的限 度．但是，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基因，情理依然潜移默化地通过各种形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继续发挥着其功用，影响着司法过程乃至影响到司法裁判的结果。如何协调好法制转型中 情理与法的关系，仍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的立意也正是试图通过对此 问题的探讨，引起人们的重视，更好地指导司法裁判活动，在司法过程中去追求情理与法 的协调统一，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目标。 一、情境探源：情理入于司法的源流与变迁 (一)情理在传统司法中的价值功用 情理，是情与理的辩证统一。“所谓“睛’，就是人情，它既包含与审判有关的情节、 情况，也有当事人在特定场合相互间的心情、感情，还有具体场景中人们相互之间的 。睛面’、‘面子’。所谓‘理’，有蕴藏在大量民间习俗中的道理、条理的意思，也有儒家 所谓‘天理’的内涵……‘情’与‘理’相互联结、相互补充形成‘情理’，即中国式 的理智、良知。”① 在中国传统司法实践中，情理是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必须斟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 他们看来，法律实施应该与人情天理相统一、协调。“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循人情而 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 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②司法活动中，若依法律条文判案能与伦常的要求相符。 则直接依法办事；若拘泥于法条有不合伦常之处，则依“理”或“礼”；若依法依礼都不 ①李jiJ、载谢晖、陈金钊主编：《中西文化冲突下的司法审判》，载《民间法》(第四卷)，山 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②转引自王志强：《南宋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取向——南宋书判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6期，第121页。 616司法能力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下 能合乎常人之愿，则依“人情”。如《汝东判语》即载，揭启太诬告其兄仁和，本应处以 杖刑，但裁断时司法官以“念在兄弟之间，情重于法”，“姑免杖责，用全宗谊。”①也就 是说，在案件裁断中，司法官吏有可能会放弃其应严格的遵守国家法的立场，从而做出一 个他以及民众都认为依据情理或许更为公平的处断来。类似这样司法官吏运用情理审理案 件的判例在中国古代还有很多，在今天所能看到的古代判词集，如《刑案汇览》、《名公 书判清明集》等所收录的各类案例中比比皆是。诚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所喻：在中国古 代的审判中，司法官吏适用的主要法律渊源是情理，而不是法律(律例)，法律就像漂浮 在情理之海中的一座冰山。② 依情理断案这一方式重视缓和、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使争讼从根本上得到解 决，力求实现国法、天理、人情的三者合一。司法官吏在处理纠纷时有较强的独立人格和 自主意识，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矛盾时，能够以保持整体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做到 灵活处理，而不拘泥于具体条文，使法律条文与社会实践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得到了相当 程度的调和，从而减少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对法的情理化或情理性的理解，在古 代的中国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现象。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探求，将情理作为‘法之原本’是 一种意义的追寻，人们发现了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的价值。它提升了人们的法律思考的高 度，使人们努力冲出法律条文的表面的、僵死的刻板与教条的束缚；它也促成了法律的生 活化、大众化、常识化，法律的可理解性自此增强了。”③ (二)情理在现代司法中的式微 清末民初以来，随着西方法律制度的大量引进，强调法律的理性思维成为司法审判中 的主导，情理在司法中的作用日渐式微。新中国建国及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现代法律体 系初步建立，法律制度日趋完善，从总体上讲，强化法律理性判断、弱化乃至轻视情理等 非理性因素已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主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社会结构已完成了由传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