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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加强“一校两院”智库作用的发挥 （张南 沈丹萍） “智库” (thinktank)，又称“思想库”、“智囊团”、“脑库”等，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它通过公开发表研究成果或其他与政策制定者有效沟通的方式来影响政策制定，是决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在社会发达国家，智库已经成为影响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智库发展仍远远落后于社会的需要，从政府机构到社会企业，都在呼唤一种既有科研能力，又贴近社会实际，能够满足各方面咨询需求的智库形态的出现。恰在此时，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统称“一校两院”）以其独有的优势和鲜明的特点，作为新时期智库的有益补充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一、“一校两院”发挥智库作用的外部动力 （一）社会发展对“智库”的迫切需求 改革开放30年以来，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潮，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和领域对决策咨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直接促进了形形色色的智库在中国蓬勃而起。这后面的一个深刻背景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始逐步进入了文化和知识产业大发展的时代，而智库，正是被誉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社会，是管理型的社会。上到国家政府，下到私人企业，无时无刻不面临着信息甄别、走势判断、对策选择、得失分析等紧迫任务，而信息传媒的高度发达以及社会民主的飞速发展，使得任何决策失误不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这种情况下，各种类型的智库以其客观性、独立性、灵活性和专业性获得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青睐，因而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二）当前“智库”发展无法满足社会需要 过去20年是中国智库类型、规模和数量迅速扩大的“黄金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当前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工作人员27万。这其中除了哲学、语言和文学等非决策信息研究的机构外，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据《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美国共有1777家)。 但是，与可观的数量和庞大的规模相比，这些智库在质量和研究水平上仍有待提高。智库研究的水平和对服务需求满足的差距，使得无论是作为需求方的各级政府和企业机构，还是作为供给方的各类智库机构，尚未在其间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智库运行机制，加之研究经费的短缺和管理制度的错位、缺位，直接促成了眼下中国智库数量庞大但却鱼龙混杂、质量不高的局面。作为政府决策思路和战略分析的提供者，近年来，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的走势预判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 比如，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某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时，CPI在2个月后不但达到月度8.7%的高值，而且2008年下半年急转直下跌落到12月份的1.2%；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面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宽慰之谈，中国主流智库大部分都相信了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等等。当前智库的粗放型、低效型、无序型、滞后型发展模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呼唤一种专业化、独立化、科学化、规模化的智库形态的出现。 二、“一校两院”发挥智库作用的自身优势 “一校两院”作为一种新的智库形态，和其他官方、私营乃至外资智库相比，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说是由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一）专业性。“一校两院”的教师队伍，都是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优秀教师，以干部教育和政策研究为主要教学科研任务。相对宽松的教学环境和责任重大的教学任务，给了“一校两院”的教师以深入钻研专业知识的便利和压力，使他们迅速成长为本地区本专业的学术带头人物，其专业影响和社会影响不容忽视。尤其是在教育欠发达地区，由于大学等高级研究机构的缺位，“一校两院”的专业性和不可或缺性就更被凸显了出来。 （二）现实性。和大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相比，“一校两院”因其专注于干部教育和政策研究，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也就自然而然地避免了“闭门造车”的象牙塔倾向，所研究的课题针对社会热点，贴近社会实际，更容易为政府部门所采纳和接受。 （三）独立性。当前社会上的私营和外资智库，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因资金缺乏而仰人鼻息。中国智库大量受益于境外资金，难免容易让人对其研究成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产生不同程度的质疑。2008年9月曝光的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涉嫌受贿案，就是境外力量以行贿手段通过国内智库影响中国立法的典型案例。其影响所及，涉及中国多部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改，尤其是2003年推出的《外国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