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docVIP

　　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 　　内容提要 本文钩勒了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生活中由父系、母方并重到父系意识独领风骚的发展脉络。首先通过分析汉魏六朝时期母方亲属在法律与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揭示了这一时期母方亲属的影响。指出当时史书中所说的“宗族”“九族” 有多种含义，不可尽理解为 “父系继嗣群体”，其中也会包含母方与妻党。其次，通过研究时人“姓氏”使用与父系祖先意识、父系继嗣意识的发展指出这一时期父系意识正在成长中，初步形成了父系“宗族”观念，但尚未出现后代意义上的父系“宗族”组织。作为“父系继嗣群体”的“宗族”是在汉代以降至宋代千余年的漫长的历史中逐步形成的，汉魏六朝正处在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开始。产生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是朝廷与儒生力量的推动与引导，由上至下缓慢扩展。 　　关键词 汉魏六朝 母方亲属影响 父系意识 宗族 九族 姓氏 目录 引子 北朝村落居民的构成 一 汉魏六朝母方亲属的作用与九族、宗族的含义 　1.西汉初律令中的母、妻地位 　2.日常生活中的母方亲属 　　1）同母关系受重视 　　2）外家抚孤 　　3）舅甥关系密切 　　4）外家亦称“骨肉” 　3. 九族、宗族的多种含义 二 父系意识的发展 　1.从“妄变姓氏”到子从父姓 　　1）汉代“得姓”与“改姓”：事例与儒生的态度 　　2）儒生论“姓” 　2. 　　1）父系祖先记忆的发展：从儒生到百姓 　　2）父系继嗣意识的成长：绝后到过继与禁异姓收养 三 结论 [1] 　　“村落”是北朝时期城镇以外人们生活的主要聚居地。[2]关于其中人口的构成与背景，一向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将作初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以往对“宗族”的基本看法，讨论自西汉到北朝百姓“宗族”观念的发展变化。为简便起见，文中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称为“汉魏六朝”。 引子 北朝村落居民的构成 　　关于村民的构成，文献中无具体的记载。造像记中倒是不乏相关信息，可一窥当时的情况。综合考察造像记，特别是题名部分的记载，根据姓氏，从男子的角度统计，可以看出当时村落居民的构成大体存在两种类型：一是以一姓为主，一是多姓混居。 　　前者可以以北魏时期的幽州范阳郡涿县当陌村为代表。这是一个以“高”姓为主的村子，村民于北魏景明四年（503年）四月二日，与次年（504年）三月九日两度组织起来兴造佛像。前一次由高伏德、刘雄率领，约三百人参与；后一次由高洛周领头，约七十人参加[3]。在记述这两次造像活动的造像记中详细记录了参与者的姓名，分析这些人的姓氏，可以看出“高”姓占绝对优势。高伏德造像参加者的姓氏构成如下： 姓高刘史张董赵李宁程王杜陈宋庞郝崔吕姜平人数 1901649217215121111111此外还有比丘8人、比丘尼2人，高氏妻子3人，姓氏脱落者至少7人，共计不少于267人（其中女性5人），其中“高”姓占男性村民72%以上。如果此次造像的参加者占全部男性村民的多数的话，当陌村中一定是以“高”姓为主。 　　又如在今天山西芮城附近的一个村落似乎都是由陈姓居民组成，北周天和元年（566年）二月八日的“合村长幼造像”中，除邑师与比丘外，姓名可辨的参加者均为“陈”姓佛徒。[4] 　　另一种情况是多姓聚居同一村落内。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青州北海郡都昌县新王村。根据东魏武定二年（544年）的王贰郎二百人造像题名，王姓参与者不足一半，[5]可知此村居民中似乎不是一姓为主。与此相近的还有位于今天山西阳曲的洛音村，山西平定的安（阿）鹿交村等。[6] 　　两种聚居形式是自然产生的，也是普遍存在的[7]。由于同姓聚居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围绕此形成不少重要的论断，以下主要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从文献记载看，同姓聚居是常见的现象。十六国前赵时“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后石勒又徙“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8]这些大族可能就是同姓聚居。又如北魏时的河东薛氏，“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9]，亦是同姓聚居。《关东风俗传》中说的“（齐）文宣之代，……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幷州王氏，濮 6 7 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10]也可肯定是同姓聚居一处。 　　“同姓聚居”是在安土重迁的背景下，随着人口的增长自然出现的。我们可以作一简单的推算，一人如果有二子[11]，每一子又有二子，如此发展下去，十代以后就会有1024个男性后代，在相对早婚早育的古代所用时间大概不过二、三百年。时间再长一些，聚居一地的同姓人口会更多，乃至形成“一宗近将万室”的局面。这种趋势是难以逆转的，西汉初年的徙豪关中措施只能奏效一时，无法避免聚居的产生。 　　但是，须指出的是，“同姓聚居” 却并不等于存在“宗族”，它只是“宗族”出现的前提条件。[12]后代的父系“宗族”的一个重要的外在标志就是共同的姓氏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