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黄河文明起源说”乃想当然——试论中华文明.docVIP

　　汤因比“黄河文明起源说”乃想当然——试论中华文明 一 阿诺尔德·汤因比（1889—1975）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其煌煌巨著《历史研究》在当代中国也不乏信徒。正是在这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对中华文明的诞生发表了一番高论：“我们发现人类在黄河流域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严重得多，这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我们所能肯定的仅有这么一点，就是在黄河岸上居住的古代中国文明的祖先们，没有像居住在南方古代中国的人们那样享有一种安逸而易于为生的环境；而南方的居民，如在长江流域的居民，他们没有创造文明，他们为生活而斗争的艰苦性也的确比不上黄河流域的人。” 照汤因比的说法，较之长江流域，中华文明之所以首先在黄河流域诞生，是由于这里的居民遇到了艰苦环境的挑战，而他们也成功地应了战。很显然，汤因比把中华文明的起因套入了他那著名的文明起源的“挑战与应战”模式。 “挑战与应战”模式自有其诱人之处，也不乏部分真理，用于解释黄河文明的起因，国人从心理上也容易接受。如果中国只有一条黄河，或者汤因比先生不拿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对比，这一“黄河文明起源说”也许尚能自圆其说。可惜的是，偏偏中国有两条纵贯东西的大河，现代考古学又揭示了这两条大河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不可辩驳的事实，汤因比先生的这一理论终于露出了马脚。 当然，汤因比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黄河文明起源说”时，对于古代中国尚无从了解。汤因比先生精心打造了一张文明起源的床，自然希望所有的文明都睡着合适，长的锯短、短的拉长也情有可原。问题在于，在中国现代考古学成绩斐然的今天，这一谬种仍在流传。甚至某些号称学者的人们仍在津津乐道汤因比的这一“黄河文明起源说”，不但自误，还要误人。笔者虽然才疏学浅，却愿意就这一问题略抒己见。因为笔者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诞生在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恰恰不是由于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环境更艰苦，而是正好相反：较之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更适于文明诞生前夜的中华先民的生存。换句话说就是，黄河流域对原始生产力的发展更为有利。 二 “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摩尔根语）。为了便于论述的展开，首先，我们需要确定一下“文明”一词的涵义。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对“文明”一词曾有明确的阐述。他说，在现代汉语中，“文明”一词与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相对应，表示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在历史学界，则通常将“文明”一词用于描述人类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在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已经发明文字并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而且已经知道冶炼金属。 这就是著名的文明三要素：城市、文字制度和金属冶炼技术。 显然，按照这一标准，文明只能由定居者来创造。问题是，人类并不是天生的定居者，只要没有充足的食物，人类就只能像野兽一样到处游荡。那么，充足的食物靠什么来提供呢？ 现代考古学告诉我们，人类的定居生活开始于原始农业发明之后。“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语），没有一个文明能够不依赖充分的粮食供应而发展起来，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也无一例外都是发源于农业的文明。 英国学者斯蒂芬·F·梅森在其所著《自然科学史》中曾探讨过文明的起因。他说，“旧石器时代的人发明了形形色色的工具，新石器时代的人则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即定居的农业生产方式，时间也许最近也要在公元前6000年。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很快就消耗掉土壤的肥力，这个因素好象限制了多数新石器时代村社的规模和稳固性。在印度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这种限制就比较小些，因为河水一年一度的天然泛滥带来一层肥沃的新淤泥。在这些流域就有比较多的定居村社繁荣起来，他们排干沼泽，灌溉荒芜的土地，使固定耕作的面积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村社——乡镇——城市，与此同时，由僧侣祭司统治的管理体制也发展起来，组织人们生活上的各种复杂活动。这样在公元前3000年的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就出现了最早的一些城市文明。” 相对于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模式，梅森的这一说法尽管朴素，却更为接近事实，这是因为，文明脱胎于新石器时代的结论，到了今天早已成为常识，而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诸多发现对这一说法也提供了支持。 三 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夏鼐先生已基本揭开了“黄河文明”起源的面纱，下面不妨引用一下这位中国现代考古学先驱的一些说法。 “在中国大地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经公开发表的约有七千余处，经正式发掘的也在百处以上。这些发现所提供的大量新资料已经使各地的原始文化的面貌日益明确。尤其是由于碳十四测定年代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文化有了时间关系的框架。” “最引人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