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桃李》看当代知识分子身份异化及其影响.doc

从《桃李》看当代知识分子身份异化及其影响【摘要】张者在2002年创作发表的一部作品《桃李》一经面世，就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人们震惊于当今知识分子身份的异化。本文以《桃李》中主人公邵景文为个案，探寻当代知识分子身份异化的原因，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桃李》；身份；异化；影响 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写了一部《围城》，反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我写了一部《洗澡》，反映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对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我了解不多，看了张者的小说，我很惊奇……”[1] 杨绛先生所说的这部小说叫《桃李》，是张者在2002年创作发表的一部作品。作品一经面世，就在文学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人们震惊于当今知识分子身份的异化。学界热切期待的知识分子，是赛义德定义过的一类：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成为社会的有开阔视野和独立立场的思考者或思想家，能够在精神上对充满着复杂的利益纠缠的社会现实，清醒地保持距离，保持永不妥协的质疑态度与批判精神。而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2]事实上，中国的当代知识分子亦是如此，他们大多随波逐流，让知识分子的身份和职能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日益异化。 本文以《桃李》中主人公邵景文为个案，探寻当代知识分子身份异化的原因，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影响。 一 对于邵景文，其学生是这样评价的：“读研要读邵教授的，打工要打邵主任的，泡妞要泡邵先生的”。[3]“导师”、“老板”、“先生”三种身份集于一身，正说明了邵景文的身份在学生眼里是多重的，知识、金钱、情色三者重合在一起的。这也就注定了邵景文身份异化的必然性，因为对金钱和美色超乎寻常的欲望导致知识功能的边缘化。而挡不住的欲望充当了知识与金钱的中介，我们看到了《桃李》中以邵景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多有欲望放纵，少有立场坚守的丑恶。 邵景文知识分子身份的异化有个嬗变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那正是文学的辉煌期，邵景文当时的身份是热爱文学的青年大学生，当时的邵景文血气方刚、风华正茂，有一个和自己情深意重、趣味相投的女朋友曲霞。邵景文想当诗人，但是出一本诗集不但不赚钱，还得自费出版，这对于一个需要割高压线卖钱，供孩子上大学的家庭来讲是决无可能的。再加之邵景文的父亲为给儿子凑学费，在割高压线的过程中被电死，甚至被村支书曝尸好几天，这更让理邵景文感觉到文学对改变自己的家庭境况是多么无力。理想在现实世界的无法满足，是邵景文知识分子身份的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邵景文毕业时选择考研，要考实用性强、经济效益高的法学。邵景文从文学转向法学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的需要，因为整个社会风气在变，人们更注重的不是谁更有知识和文化，而是看谁更有钱，更有权。所以邵景文身份的转变其实是社会转型的必然性。但需指出的是，邵景文走向法学并不是实现法学工作者施行的人道救援精神，而是利用法律追求世俗的物欲、情色等，说明邵景文并非在挣扎和苦闷中转变，他是心甘情愿的将自己变成一个注重“法棍”。 后来，邵景文的身份嬗变为“老板”――这是当前大学中流行的对导师的别称，含有市场经济元素，他不仅是名校的著名教授、学者、法学家，还是在精通诉讼程序的大律师。邵景文在打官司时，是高度理性的，他能精明的找准法律中对己方有力的因素出奇制胜，可在金钱、美色面前却失去了理性；在课堂上不是操练学术规范，而是为谋求下一个官司作预演。邵景文的这次嬗变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宋总”宋天元。民营企业家宋天元在飞机上邂逅并认出了著名法学家邵教授，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正有一桩输不起的官司需要邵景文这样的人物助力。宋天元一出口就许诺了一百万元代理费，写完委托书就先交付一半。此时的邵景文还没有合法的律师身份，收费是违法的。他申明了这一点后，宋天元马上又表示邵景文可以不以律师的名义做他的诉讼代理。钱可以给现金，连个白条都不让打，这样就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了。后来宋天元送来使邵景文数了一宿也没能数清数目的那笔预付酬金的同时，还给邵景文送过来一位供邵景文享用的美女梦欣，名义当然是学生兼秘书了。 此番交易，对邵景文是一种重新界定。邵景文深陷入一种玩弄法律的快感中，他带着的全部个人欲望，也带上了他能够熟练摆弄的法律。他在与弟子们一起说“酒话”时坦白过“法律能挣钱”。邵景文玩起用专业技术谋取暴利的把戏来，简直炉火纯青，他能够在同一诉讼事件的双方左右逢源，使原告和被告都有胜诉的可能性，他已经沦为一个职业“法棍”。 二 对于邵景文之流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异化所带来的影响，应该来说是相当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