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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及亚当.斯密经济自由思想探究摘要：亚当.斯密和司马迁分处两个不同的国家，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相隔千余年，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提倡经济自由的主张，本文从思想起点到思想内容对二者的经济自由思想进行全面的阐述、分析和比较，希望能够为我们今天的经济政策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关键词： 亚当.斯密 司马迁 经济自由 干预 一、引言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被称为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其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19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该书涉及了社会经济活动中多方面的重要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构筑了古典经济学较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开辟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时代的划时代的西方经济学著作。 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他不但在对许多历史人物的传记、评论中提出了自己对有关经济问题的见解，而且还写了两个关于经济、财政历史的专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平准书》记述了汉代以来经济概况和经济政策的演变；《货殖列传》则叙述西汉乃至更远时期的商业活动以及主要领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总结工商业者的经营经验，二者相互融通、补充，并进一步提出了自由经济思想。 二、经济自由思想的起点―― “经济人”假设与逐利本性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英国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分工为主的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毛纺织业、冶金业和造船等工业增长很快，对外贸易也急剧增多，英国已成为当时发展最快的工业国家。斯密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利己主义，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人类的行为由六种动机推动：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要确定各种行为的动机，每一个人自然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在斯密看来，经济世界的现状是千百万人自发行动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遵照某种本能力量的命令，并由此策划的无数行为描绘出来的。在他的经济世界中，每一个人只服从自己的意志，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根据自身的意愿进行选择，当然作为社会的一员，他追求利益的活动必须限制在社会认可的框架之中，个人利益和个人欲望自然而然地促使他把资财用在一般情况下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上，其结果一定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斯密从人类本性出发来考察经济现象时，把它理解为自发的，有内在规律性的现象。 司马迁在《平准书》中叙述了汉统一以后至汉武帝即位的70多年间，由于实行了自由放任、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社会经济由复苏渐次繁荣的景象，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这是人追求物质利益，达到富裕目的的本性。他把各种人的活动都归结为一个“利”字，无论贤人、隐士、渔夫、猎人、医生、赌徒，都为经济利益而动。即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永恒推动力，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望，从而经济活动就会活跃起来。这种经济活动同自然界许多现象一样，有自己的规律，不是什么力量都可以制止的，国家应当听其自然运行，不应当横加干预和阻止。 司马迁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分析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谋利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即每个人都知道应当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来获得最大的收益，都知道应当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取得最大的效用。 三、经济自由思想的共通之处 （一）关于社会分工 在亚当.斯密看来，分工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交换的需要自然产生的，而交换的产生，又是由于人类内心深处潜伏着的自利动机的驱使。人类利己主义的本性，促使人们互相进行交换，而每个人为了交换，必须持有他人所没有的东西，为此必须实行分工。分工只是每个人共有的互相交易的倾向的结果，而交换倾向本身是在个人利益的影响下自发发展起来的，“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可见分工使社会生活普遍富裕，就这样，斯密论证了分工制度的自发起源。 关于劳动分工，司马迁强调统治阶级应该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一视同仁，强调农工商并重，他已经认识到分工和交换活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些产品皆因分工而产生，皆因分工而有交换。因有农、虞、工、商之分工，才产生市场流通交换，每个人并不能生产自己全部所需的各种产品，只要专心从事一种行业，在行业中“各尽其能，竭其力”，生产的产品在满足自己后的剩余部分通过市场进行交换，而换回自己所需产品，即“以得所欲”。 相反，没有分工也就没有交换，“食”、“事”、“财”都无来源。农、工、虞，商四者实际上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关系。无生产自然无交换，但无交换会导致生产本身的萎缩。司马迁强调生产和交换为富国之道，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