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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分配必须进行重大调整易宪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提高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增加居民消费的切入口。只有居民收入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合理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缩小了,内需才能真正得以扩大。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结束,会议中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2010年经济增长,其开出的药方是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比如说,减少对投资与出口依赖,促进国内消费的增长。而要达其目标,需要把重点放在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及放宽中小城市户籍上,即城市化的进程上。这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较有新意的地方。几年来整个社会一直关注的重大问题,这次总算以中央会议的方式得以确定。大方向是对的。 在市场经济中,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非仅是市场供应的问题。因为在发达的市场条件下,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市场产品供给永远是充分的,问题只是消费者有没有支付能力。即使发达的信用市场采取延期支付方式让居民提前消费,这同样要有进入消费市场的最低条件。因此,提高居民消费支付能力,是刺激居民消费最根本的方法。而居民收入分配政策,则是决定居民支付能力最为重要的政策。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绝大多数居民不是没有意愿消费,而是收入水平过低没有能力消费。而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过低,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种差距表现为:一是居民劳动收入在整个要素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来说,劳动力收入是其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多数人甚至于是唯一的财富收入来源。当劳动力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时,自然会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消费支付能力低下,使得扩大内需的政策缺乏动力源。 二是国内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不少要素财富的分配需通过权力方式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有的、全民的资源,变成了谁占有谁获利,而占有这些资源往往又与权力的大小有关。比如矿产资源、行业资源、金融资源等都是如此。结果使得与权力较远的中低收入民众,其财富持有最少、收入分配最低、消费能力最弱。因此,调整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就得从根本上来改革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占有,改革要素市场的运作方式。 三是由于政府对整个社会资源过度的干预与管制,使得不少政策成了财富的转移与分配机制。比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本来应该通过这种制度来调节居民在初级财富分配中的不合理状况,既可为政府增加收入,也可让整个社会个人财富持有更为公平。但是,当前的个人所得税的主体,却是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居民。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些中低收入民众是免征个人所得税或少交税的。当这些中低收入居民的税收过重时,其可支配收入自然进一步减少。 这仅是显性的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在中国还有许多隐性的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比如说,政府对利率严重管制,特别是把存款利率压到极低的水平上,其实,这是对存款人利益的一种财富转移:通过政府对利率的管制,把债权人的利益转移到债务人手上。因为绝大多数居民所组成的债权人是分散的,在整个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很小,因此,他们的利益容易受到忽视。而这种财富转移不仅使得债务人的融资成本降低,更为重要的是,会让债务人滥用资金及投资高风险的项目,增加银行体系的风险;这种财富转移还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弱化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还有,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同样是一种对绝大多数居民十分不利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因为,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仅是终端商品的市场化,而房地产生产所需要的要素获取方式,则市场化程度很低,再加上房地产产品的不动产性及居民必需性,因而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企业,都很容易控制与操纵市场,对商品实行垄断性定价,通过房价来转移全民的财富。 可以说,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提高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增加居民消费的切入口。只有居民收入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合理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缩小了,内需才能真正得以扩大。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但对于居民收入分配上许多隐性不合理的规则,政府还需要进行许多重大的制度变革才能得以调整。但愿2010年成为国民收入分配大调整的关键一年。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