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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规范及身份威胁建构【内容提要】安全化本质上是在主体间对一个公共问题进行威胁建构的过程。它虽然解释了威胁建构的过程，但是它无法说明在何种情况下公共问题被成功地建构为威胁，原因在于它将行为体的身份看作是先验给定，并忽视了规范对行为体的威胁建构的反作用。规范和身份是行为体威胁建构过程的两个重要变量，对威胁建构的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从本世纪初，出现了许多关于艾滋病问题被安全化的国际规范，俄罗斯的国际和国内身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相关国际规范的出现和俄罗斯身份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关于艾滋病的威胁建构。 【关键词】规范 身份 威胁建构 艾滋病 【作者简介】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国际政治学博士 前 言 在传统的安全研究中，“安全威胁”一直被局限于外来的军事威胁，因而安全研究也主要针对于如何有效地运用战略性手段来应对军事冲突和战争的爆发。然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气候变化、疾病传播以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议题越来越具有安全含义，因此，“安全”概念的内涵不断扩大。“安全概念必须包括针对人类生存和福祉的所有重大威胁，而不仅仅是军事威胁。” 1983 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8226;乌尔曼（Richard Ullman）明确提出，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概念应予扩大，使之包容非军事性的全球问题。 尽管一些研究涉及到广义上的安全政策，但是却很少有人对上述非传统问题被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原因加以探讨。传统的安全研究充满浓厚的新现实主义色彩， 无法涵盖非军事和非国家行为体所构成的威胁。新现实主义还将威胁视为外在于个体认知的客观存在，这就使得关于何种非传统议题何时成为一种威胁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哥本哈根学派”的奥利#8226;维夫（Ole Wever）和巴里#8226;布赞（Barry Buzan）所提出的“安全化”理论对传统安全观提出了挑战。安全化理论认为，没有什么是既定的安全，安全是可以再定义的。如果规范动议者通过“言语行为”表达出某问题是一种“存在性威胁”， 这种“存在性威胁”意味着有必要使用非常手段去遏制之，如果相关的 “听众”接受这种说法，并通过主体间建构形成相应的规范，那么这个问题就被安全化了，或者说成为了一个安全问题。 也就是说，安全化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威胁建构的过程。然而，安全化理论虽然解释了一个公共议题被建构为安全威胁，乃至相关规范被确立的过程，但是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当今世界上出现的许多可能被当作威胁的复杂问题中，仅仅是其中某些问题才成功地被建构为安全威胁。原因就在于，安全化理论在威胁建构的过程中忽略了规范和身份对安全化过程的影响。本文计划在梳理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以俄罗斯的艾滋病问题的威胁建构为例，对规范和身份在威胁建构中的作用进行层次分析。 一、安全化过程中的威胁建构 在安全研究领域，关于威胁与安全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比较少。尽管一些研究涉及到广义上的安全政策，但是却很少有人对某些问题被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原因加以探讨。而“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将威胁与安全联系了起来。安全化本质上是一个主体间的威胁建构过程，对“威胁”的建构是某个公共问题被安全化的核心。在安全化的过程中，威胁建构主要有以下两种步骤。 （一）“威胁”的话语性建构。谈到话语与政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人类通过习得和使用话语来达到政治目的。 因此，作为始终处于政治的优先议程之中的安全问题也与话语密不可分，话语塑造了政治的议程。正如戴伯拉#8226;斯通（Deborah Stone） 所言，“政策话语中不同的标签会产生不同的表述和应对方法，在政治学领域，话语很重要”。 一个公共问题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安全问题，首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该问题被看作是一种安全威胁。“安全 ”是一种自我参照的实践，在实践中，某个问题成为安全事务，不仅是因为存在一个真正的“存在性威胁”，而且是因为该问题是作为一种威胁被提出来的。也就是说话语不仅描述了威胁，而且还建构威胁。通过话语建构的“存在性威胁”是安全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威胁建构中的话语使得安全化中的 “非常措施”的使用具有合法性，并且使得一个议题的优先议程地位具有正当性。这种安全化的话语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工具理性和话语操纵的范畴”， 而且还使得采取某种后续行动以解决被安全化的威胁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威胁”的主体间性建构。安全化施动者的话语性建构是成功安全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成功的安全化不但由话语的发出者（也即安全化施动者）决定，而且还要由安全“话语行为”的“听众”决定，即这些“听众”是否接受该问题对一种共有价值造成“存在性威胁”的说法。一个问题是否安全事务，并不是由个体独自决定的，因为安全化是由“主体间性”构成。也就是说，“威胁”还需要主体间性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