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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信息获取权法律视角分析摘 要： 通过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和措施，以便更好地从法律角度保障社会公众信息获取权。 关键词： 公众信息； 信息获取； 保障制度与法律 中图分类号： DF5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7-0172-01 在现代信息社会，人们对信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信息资源的公共性要求设立公众信息获取权，［1］由此引发了社会公众信息获取权的热议。从法律角度上来说，信息获取权首先是基于宪法和法律中关于公民知情权、请愿权、信息交流权(言论自由权)以及批评、建议、检举权的规定。许多国家和政府都在宪法中做了相应规定。如泰国、南美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信息自由权；日本、韩国等国家将信息自由解释了宪法权利的一部分；美国、瑞典等国家专门制定了信息自由法。由此为社会公众信息获取权（即信息自由）提供了相关的法理基础。 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现状 1. 社会公众信息获取权基于我国宪法的理论基础 目前，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公民的知情权，只是在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因此，理论界只能通过对宪法的解释寻找社会公众信息获取权，使得公众无法明确依法诉求信息。这就使得“不受限制的获取、传递信息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国际图联《格拉斯哥宣言》）”这一提法失去了相应的法理基础。 2. 社会公众获取权的相关保障制度与法律 近年来，我国政府日益重视政府信息公开，政府的信息公开立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随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政府信息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国公众的知情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我国政府并没有统一的信息公开法，也没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社会公众获取权，而且《条例》本身也存在着保障社会公众获取权的制约因素。 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存在的问题 1. 信息公开与信息获取自由之间的矛盾 政府信息，是指政府机构在履行职责而产生、获取、利用、传播、保存和负责处置的信息。所谓政府信息公开，也就是政府机构将其所拥有的信息向社会公开。一方面，社会公众要求保障其信息获取自由；另一方面，政府机构对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无法公开的信息没有一个明确的详细的法律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征求意见稿）》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或者属于何种密级有争议的，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而该稿第十二条规定：“机关、单位负责人及其指定的人员为定密责任人，负责本机关、单位的国家秘密确定、变更和解除工作。”因而各级财政部门可以援引该法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来拒绝向公众公布预算案、公布经济发展规划，甚至拒绝公布某些产业政策。这就使得社会公众信息获取权与政府信息公开出现了矛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存在的问题 2007年1月17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点内容，然而任何制度的设计都不可能一步到位，从《条例》的本身和实施状况来看，要切实保障公众信息获取权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还有一定的距离。 （1）《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范围与实践产生偏差。《条例》虽然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范围，实施两年来，实践中尽管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一些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信息数量仍然偏少，停留在公开办事制度与办事程序上，既难以满足群众对于政府信息的需要，也达不到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凡涉及群众利益和公共政策的事项，都要及时向群众公开”的要求和《条例》对公开范围的规定。［2］ （2）《条例》规定的依申请政府信息的公开制度有闲置风险。《条例》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条例》实施两年来，就依申请公开而言，普遍存在着申请数量少，应用不足的问题，制度的存在有闲置风险。 （3）《条例》的实施缺欠实施细则。《条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