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偏重不利于持续发展.docVIP

经济结构偏重不利于持续发展在中国经济强劲反弹,内需外需同时回升的数据背后,我担心人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结构的偏重倾向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最近我带领的研究团队研究了一个位于东部的县级市,不妨称之为Q市。从这个五脏俱全的县级市,就可以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很多结构性问题。 这个县级市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上游,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高于所在省的平均,然而其偏重的产业结构没有充分吸收当地的劳动力,城市化因此而严重滞后。Q市的城市化水平不到30%,比全省平均城市化水平低大约10个百分点。事实上,这个省的产业结构总体上就有明显的重型化倾向,城市化水平不到40%,只是在Q市,问题似乎更明显一点。如果用全国平均水平来比较,全国人均GDP接近2万元,平均城市化率大约45%,而Q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32000元了,城市化率却远远低于全国平均。读者可能会说,人均GDP高,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化率低一点也不太要紧吧。我们不妨接下来再来看几个其他的现象。 首先,偏重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充分吸纳劳动力就业。由于当地还拥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又相对较低,无法参与到较高端产品的生产。当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时,创造的就业岗位不多,大量劳动力依然滞留在农村中,当地的就业问题无法得到充分解决,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虽然政府税收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长,政府用于城市建设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城市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然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大量的农民并没有成功转移出来进入现代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我们在Q市调研时便发现,当地规划了城市的新区,离老城区有相当的距离,政府在新区兴建了豪华的办公楼群,占地非常多,绿化也非常好,但周围并没有什么经济活动。这种状态就好像下半身穿了条打补丁的牛仔裤,而上半身是件名牌西服。 城市的扩张和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但新增建设用地却受到了建设用地指标的制约。为了缓解建设用地不足的困难,Q市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在对农民的宅基地进行置换,也就是说,将农民的宅基地复耕为耕地,然后将农民迁移到新建的农民定居点,因为农民定居点是多层建筑,容积率高,所以,就可以节省出很多耕地,相应地增加建设用地空间。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农民迁入定居点后,他还是农民,于是家里没地方放农具成了问题。农民住进了公寓,但是收入没有提高,就业仍然在农业,生活成本反而上升。更成问题的是,因为农民没有脱离农业,新建的农民定居点还不能离农业用地太远,这又反过来限制了农民进入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 偏重的产业结构无法吸纳足够的本地劳动力就业,直接的结果是导致了城市化水平偏低,人均收入的增速远低于经济的增速,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增长也受到制约。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站在政府的角度,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政府追求的主要就是GDP和税收的增长,就业不是说不重要,但在地方政府的目标里排位靠后。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没有意识到如果经济增长不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GDP和税收的增长就难以持续。今天的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已经和10年前不一样了。如果是在经济工业化的早期,GDP增长与城市化、人民收入增长脱节还不是严重的问题,因为城市化进程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的主要是本地的需求;而在工业化早期,产品主要是制造业产品,运输成本不高,经济增长可以依赖于外需。但是,到后工业化阶段,情况就两样了,按照中国东部人均GDP的水平,应该已经进入所谓“后工业化时代”了,各个城市第三产业在GDP和就业中所占的份额应该陆续超过50%。随着服务业比重的逐步提高,本地需求将越来越重要,偏重的产业结构无法充分吸纳当地的劳动力,城乡分割严重,城市化水平偏低,服务业也因此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降低了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从现象上看,就会出现消费增长与GDP增长严重脱节,人均收入与人均GDP脱节,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状态。 其实,道理并不难懂,出路也很清楚。在存在大量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最有比较优势的就是类似于服装、电子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些产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可以促进农民进入城市,农民借此变为市民,加快城市化速度。农民的非农就业解决了,从居住、生活和工作上都成功转变为市民,其收入就可以持续增长,内需的提高就水到渠成。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宅基地的整理和复耕就顺了,新建的农民定居点就不再需要靠近农业用地,而可以靠近城市,城市化进程和服务业发展就可以进一步加快,房地产业的成长也可以获得新的动力。 研究过Q市后,我们在提交给政府的报告里提到了“保增长、调结构”的建议,并认为这应该成为当地的产业发展战略。放眼全中国,哪有一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