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应该为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埋单.doc

中国不应该为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埋单近几年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一直是双方在经济领域争论的焦点，并且在程度上愈演愈烈，范围上逐渐扩展，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就成了美国绑架中国的绳索，然而细分析来看，其责任不完全在于中国。 长期以来，中美贸易存在着不平衡，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顺差额占全球总额的26.6％；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逆差额占全球总额的34.2％。与贸易不平衡直接相关的是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等贸易争端问题。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的问题，对华贸易逆差一直是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最主要依据。在更广范围上看，中美贸易不平衡还涉及两国的就业问题、环保问题(如美国新近提出的碳关税政策)、出口管制政策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可以说，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影响双方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关系的一个轴心问题。中美贸易为何长期存在不平衡，而且顺差额愈来愈大?各方观点莫衷一是。而美方关于双方贸易不平衡的理论和论断是其站在自身角度、从自身利益出发得出的结论，很多观点不尽合理。本文试着站在客观、中立角度从五个方面对中国贸易长期不平衡问题做了深度的剖析，以揭开中美贸易不平衡之谜。 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国际分工是双方贸易不平衡的基础性原因 经济互补性指两个经济体在资源享赋、技术和知识水平、市场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和相互补充，包括贸易互补性、投资互补性等。根据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理论等，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越强，双方进行国际贸易的动机就越强，产生贸易逆差和顺差的可能性也越大。 中国和美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美国的核心比较优势是：资本密集，技术水平较高，产业和产品的品牌效应较强，环境容量较大，人均土地、矿产和淡水等资源丰富。比较劣势为：劳动力要素成本高，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一般制造业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弱。中国的核心比较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要素成本低，劳动密集制造业产品竞争力较强。比较劣势是：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低，产品的品牌效应较弱，技术、资本和土地等资源性产品的竞争力较弱，土地、淡水、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人均水平较低，适宜于农业的土地和气候条件较美国差。 上述中美两国比较优势的互补性，体现在国际分工上，就表现为中国主要参与了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如加工组装、低附加值的配套产品的生产；表现在行业上，集中在轻纺、制鞋、家具、家电、机械制造等，处于“微笑曲线”价值链的低端。美国在两国的国际分工中主要参与研究开发、标准制定、品牌输出、专利输出、资本投入等高附加值环节，处于“微笑曲线”的两侧高端。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在中美货物贸易中的比重平均在70％左右，中国在工业制成品贸易方面显示出较强的相对优势，这成为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持续存在的、主要的产品结构因素。造成上述国际分工格局的根源在于中国属于典型的中低端劳动力丰裕型国家，而美国则属于知识、技术、资金和高级劳动力丰裕型国家。 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还体现在美国的低储蓄率、高消费率与中国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造成双方贸易不平衡的深层经济原因之一。近十几年以来到金融危机以前，在积极的消费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的内需和外需型消费快速增长，储蓄率不断走低，其国内相对储蓄不足。美国的国内投资占GDP比重始终高于储蓄占GDP比重，并且二者的差距越来越大，由1975-1982年的年均0.6％扩大到2007年的5.4％，美国的储蓄一投资缺口越来越大，国内储蓄不足以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根据储蓄一投资缺口理论，储蓄的不足只能由外国储蓄流入来弥补，结果带来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因此，美国经常账户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美国国内储蓄率的提高。 FDI和国际产业转移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直接原因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促使大批来自东亚和欧美的制造产业转移到中国，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产业转移承接地。中国凭借着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低成本生产要素、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优惠的外资政策等综合优势，吸引了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大量外商投资，逐渐形成了加工组装、生产制造环节的竞争优势，成为了全球生产加工基地。据国家商务部统计，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1990年只有34.87亿美元，2009年达到900.33亿元，增长了26倍。外国资金的大量涌入，体现在实体产业上就是外国公司纷纷将其生产制造的部分环节乃至整个生产链转移到中。FDI引领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加深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根据国家商务部的统计，在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中，在华外资企业的顺差额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998年的9.77％上升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