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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区位竞争及农民工社会保护本文认为，农民工社会保护条件欠缺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区位竞争导致传统的“政府一资本一工会”三方均衡模式解构，资本力量得到加强，工会集体谈判能力下降．政府面临削减福利支出的压力。而政策的外溢效应造成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冲向底线的竞争，导致社会倾销、福利解体以及劳工工作环境的恶化。 关键词：全球化；区位竞争；农民工；社会保护 中圈分类号：F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6―0040―08 一、引 言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但是由于在城市中的边缘性地位导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充分保护。对珠三角的调查表明，从九十年代初到2005年，农民工的日工作时间非但没有缩短，反而延长，相当多的农民工基本没有休息天；劳动报酬未得到大幅度改善，欠薪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企业的劳动保护条件也未能改善，特别是女性劳动保护条件下滑。虽然已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但是无论是从覆盖率还是享受水平来看，这项工作仍然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而且由于当地政府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过程中，过多地考虑自身利益，通过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换取地方保险基金的结余。 为什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条件不但没有得到整体好转，反而部分指标变得更糟?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而农民工的收入却长期停滞不前?对于这些问题，许多学者从经济、法律、社会等不同学科均做过探讨，虽然视角不同，但在探讨农民工社会保护缺失的原因时，多从城乡分割的二元礼会结构入手，将户籍政策归结为农民工社会保护缺失的主要因素。然而，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化渗透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时，农民工的社会保护问题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本文试图利用全球化理论构建农民工会保护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农民工与全球化之间的深层关系。 二、全球化与福利解构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世界贸易和跨国投资快速发展，全球要素资源加快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投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要素资源的快速流动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长期保持优势的最大障碍，区域经济发展也往往受到其它地区特别是后发地区的挑战，既得优势可能在短时间内便成为劣势。为了保持区位竞争的优势，许多国家不得不屈服于资本，使传统的“政府一资本－工会”三方均衡模式面临解构。 为了吸引投资，创造就业岗位，资本这种稀缺资源成为各国“角力”的对象，资本的力量空前强大。资本的力量表现在资本并不需要通过其代理人给政府施压(“提出抗议”)，而是选择“退出”。越是开放的经济体系，资本投资的自由退出渠道越顺畅，就越容易采取“退出”手段，使得政府、工会和其他参与者对资本的要求更加敏感。特别是跨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特定国家的制度和结构，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是以“全球行动者”的身份到处寻找“最有利的东道国”。为了吸引投资，不管是新兴的工业经济体系还是发达的福利国家，除了放宽外来直接投资流人的限制外，许多国家以税收减让、补贴、特别基础设施等形式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特殊奖励措施。 由于大量资本不处于税收之内，政府不得不依重于缺少累进的税种而不是收入税，导致国家财政危机；而财政约束降低了利用财政赤字融资的可能性和从流动性资本与企业利润中征税的能力，进而导致公共部门进一步扩展就业的能力降低，由此又产生了缩减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的压力。在资本流动性加强、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往往采取重新审视社会契约，实行社会改革的策略，并与市场达成“默契”，削减社会支出，使一部分工人暴露在无保障的风险之下，导致工作标准和劳工福利“螺旋式下降”。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起，工业化国家社会政策的重心逐渐转向维持或缩减社会保障，而非以前的扩展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更低”。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对话机构缺乏资金、工会运动的分散化、工会密度的降低，导致劳工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中处于边缘性地位。即使在欧盟，2002年工会会员率也只约26％，新成员国更低；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工会密度在二十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工会会员规模大部分低于10％，如按包括城市非正规经济和农业在内的伞部就业份额来算，工会密度数字还要低得多，而且其发展趋势仍在下降。由于工会密度的降低和工会地位的下降，亚洲、非洲、太平洋地区的集体谈判覆盖范围均出现下降；虽然欧盟的集体协商的覆盖率比较高(60％以上)且比较稳定，但是少数传统福利国家(例如德国、英国)和欧盟10个新成员中的一些国家(例如波兰、斯洛伐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