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个人产权及其及村民自治关系.doc

公共选择、个人产权及其及村民自治关系摘 要：本文认为，公共选择是实现村民自治的核心机制。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如下的认识：政治主体和经济主体在“经济人”假说上的同一性；集体行动的背后总是能找出个人的动机；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可以应用交易行为的同一分析框架。进一步说，完整的个人产权，尤其是农村土地产权，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动力与前提条件。所以，村民自治的构架应该按照明确个人产权一个人利益驱动一自由、独立的决策的思路去建立。 关键词：公共选择；个人产权；农村土地产权；村民自治；政治主体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1-0005-04 自有史记载以来至解放前的2000多年中，中国农村的社会组织基本沿袭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类型。在大多数时期，国家权力没有渗透进农村社会，农村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模式和政治自治的封闭状态，皇权基本只及于县。在解放后的前30年中，我国把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整合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并最后通过人民公社运动，达到了国家组织力量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完全控制，公共权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社会的最末梢。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的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不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所以，1982年国家从宪法上撤销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恢复了乡镇政权和村的设置。集权的减弱使农民有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可能，农民以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探索适合新的生产方式的政治组织形式。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正式颁布，进一步明确了村民自治组织这种新形式的法律地位。但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近20年来，其效果并不理想。所以，探讨村民自治实现的有效机制，并找出这一机制运行的核心动力，就成为我们建立基层民主机制，进而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公共选择：村民自治实现的有效机制 我国《宪法》规定，在村一级实行自治，其组织形式是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实现的具体形式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可见，村民自治的主体是农村社区的居民，客体是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其核心内容是农村社区居民如何通过一定的需求表达机制来决定本社区内公共产品的供给。而从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定性来看，这一机制只可能由公共选择来提供，即通过民主的相关政治规则，将村民的个人偏好集合成集体偏好。公共选择之所以能成为村民自治的核心机制，主要是基于公共选择如下的理论基础： (一) “经济人”假说：政治主体和经济主体的同一性 公共选择是把经济学原理应用于政治分析过程的科学，其基本理论支撑点就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而在此之前，学者们在分析人的经济行为时采用的是利己性原则，而在分析政治行为时采用的是利他性原则，认为政治人物具有当然的高尚情操。这显然是缺乏逻辑说服力的，人追求自利、效用最大化的本性不会因为从经济市场进入政治市场而发生变化，政治化的过程不会是人的“神化”过程。所以，布坎南指出：“如果把参与市场关系的个人当作是效用最大化者，那么，当个人在非市场约束内行事时，似乎没有理由假设个人的动机发生了变化。至少存在一个有力的假定，即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这样，公共选择就把政治分析过程和经济分析过程统一起来了，不再把对同一个人的分析因为场域的不同而想当然地进行人格分裂式的考察。不过，人们在经济市场中追求的主要是物质利益，而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的利益更加泛化。如尼斯坎兰认为，政治人物的效用函数一般包括如下变量：薪金、机构或职员的规模、社会名望、额外所得、权力和地位。 正是由于官僚也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他们首先追求个人利益和受自己支配的机构的利益，然后才会考虑公众的利益。因此，村民自治需要引入公共选择机制来确保村民的个人意愿能准确地表达，而不用依靠官僚们的“翻译”，否则，他们很有可能掺杂自己的愿望，从而扭曲甚至背离村民们的集体选择。 (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异化的集体和国家不再代表公众利益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经济人”假设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对于集体和国家的理念是社会契约论。按照这一方法论，个人被认为是决定私人行动与集体行动的唯一终极抉择者。国家不是神造物，它并不具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国家和集体都是一种人类组织，在这里作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好与坏的方向规定性，取决于决定的作出是基于官僚的目标函数――它是以代表集体的面目出现，还是基于公众的意愿。 米塞斯认为，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之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集体能够被认识，总是由于行动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