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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优消费投资比例存在性思考一、问题的提出 在关于消费投资关系的研究中，决策部门非常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一个经济体中，是否存在一个消费投资的最优比例?如果存在，到底应当是多少?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当决策人员要求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但又确实不知道应该提高到多少，降低到多少时，其困惑和尴尬是可想而知的。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们从千百万次的或成功或失败的实践中得到了一系列的规律性总结，如“总的来说，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政府有时候可以改善市场运行结果”、“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生产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等等。对这些认识，人们大都相信其真理性，并努力遵循之，以获取最大收益。 那么，在消费投资领域，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具有真理性的最优比例呢?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理性的、科学的、于国于民都有利、为人们所公认、能够实现最优增长或最大效用的消费储蓄比例，那么，经济似乎就应内在地、不可遏制地向这一比例趋近，就像市场经济原则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而通货膨胀却越来越不受欢迎一样。 然而现实并不是如此。 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各国的消费投资比例历来是高低错落、参差不齐的，高高低低相较之差可达几十个百分点之多(参见表1)。如果确实存在一个像黄金分割那样的最优值，那么它为什么不会像阳光一样普照全球呢? 从具体国家的情况看，美国经济学家和美国政府早已认定美国经济的资本存量大大小于黄金规则水平。因此，其推论是如果美国把其收入的更大比例用于储蓄和投资，它会更迅速地增长，并最终达到更高消费的稳定状态。但奇怪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国民素质普遍较高的国家，这样的“好事”竟然无人理睬，要通过提高储蓄率以在长期中实现所谓黄金规则所确定的更高的消费水平好像比登天还难。2002年，美国的消费率竟然又上升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 中国的消费储蓄关系情况与美国恰恰相反。按所谓黄金规则衡量，由于资本收益远低于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因而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很可能偏高了。进一步的推论是如果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人民将在长期中得到更多的福利。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宏观决策部门和不少经济学家们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近几年来一直在大声疾呼要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但实践结果令人失望，这样的善良愿望竟然也没有得到社会的回应：2005年，中国的消费率又降到了20多年来的最低点!至于中国究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化的消费投资比例，到目前人们甚至还没有一个最基本的说法，尽管关于降低投资率的决心是十分坚定和明确的。对此，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巴里“许多人认为投资率太高，会导致经济过热。这种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什么样的投资率对中国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无法决定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以上的情况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什么最优消费投资比例?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比例，那么为什么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和在如此之广的范围还没有被发现、被接受、被发扬光大呢? 二、关于理论界探索的分析 理论界对消费储蓄比例的最优化问题有不少探索，其中拉姆齐模型和黄金规则理论较有影响。 拉姆齐模型是由经济学家弗兰克20年代提出的。拉姆齐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收入中，储蓄应占的比例可由一个十分简单的法则推得。在一系列假定，如只有一种商品、没有人口增长、没有技术进步、没有效用的贴现等等之下，该法则规定，储蓄率乘以消费的边际效用，应该等于效用的总净享乐率与最大可能享乐率之差。拉姆齐运用这个法则推断，最优储蓄率应大大地超过人们通常提出的储蓄率。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其中的最优储蓄率应为60％。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据戴维有相当影响，但其结论的实践价值显然是相当有限的。 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是运用从索洛模型中演化出的资本的黄金规则水平进行的。曼昆曾谈到，储蓄率可以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即长期均衡状态。由于个人本身并不关心经济中的资本量，甚至也不关心产出，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可以消费的物品与劳务量，因此决策者在选择一种稳定状态时，就要选择使社会的个人福利最大化、消费水平最高的稳定状态。这种使消费最大化的稳定状态值称为资本的黄金规则水平。 黄金规则的提出对讨论消费储蓄比例最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要真正将其付诸实践还相当困难。 例如，这一模型的提出首先是以个人的物品和劳务的消费最大化为前提的，可问题恰恰在于消费者通常并不以此为确定其储蓄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在实践中，我们听说过为防止失业储蓄、为养老储蓄、为孩子教育储蓄、为建房储蓄、为应急储蓄，但为消费最大化而储蓄却鲜有听说。这种现实反映在理论研究中，可能